新中国建立的时候

　　1949年9月下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举行。它的重要意义，毛泽东主席在开幕词中说得明白：“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会议制定的人民政协共同纲领，“是目前时期全国人民的大宪章”。会议选出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建立了代表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9月21日到10月1日，海内外贺电雪片飞来，全国人民欣喜若狂。

　　《人民日报》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不久，欣逢旷古盛事，自然全力以赴。编委会周密部署，采访、编辑、印刷、发行各个环节过细安排，保证对大会的报道“及时、准确、集中、突出”。外出采访的记者大都调回北京，采写事后证明具有重大影响的代表访问记。加上临时抽调的编辑人员和聘请的社外作者，共二十四位同志参加此项工作，在当时算得上是浩浩荡荡了。

　　访问记受到读者热烈欢迎，主要是适应了“时代的需要”。由于长期战争，由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有些为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士，长期不为全国人民所知。像“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舍生忘死，掩护、照料八路军、解放军伤病人员，在晋察冀边区家喻户晓，其他根据地人民也相当熟悉，但新解放区、蒋管区人民就比较陌生。像华侨代表司徒美堂，旅居美洲六十九年，十七岁参加“反清复明”运动，辛亥革命前后以大量经费支持孙中山，抗日战争期间组织筹饷局，募集现金和军用物资支援抗战。不要说解放区群众，蒋管区居民也不大了解这位当时年已八十三岁的爱国人士。也有一些国人瞩目的知名人物，像傅作义将军，几个月前还是国民党政府反人民战争的方面统帅、头等战犯，几个月后成为人民政协特邀代表，他怎样看自己的过去，他的近况和政见如何，大家都是愿意知道的。由于访问对象选择得当，他们也愿意谈，所以稿子出手很快。9月22日刊登会议开幕消息，同时即登出访问记，配合是很紧的。从9月下旬到10月上旬，陆续刊登五十四篇，参加开幕式的政协代表六百三十八人（政协代表共六百六十二人），访问的比例是相当高的。

　　为加速推翻蒋王朝，建立新中国，中共中央于1948年5月1日发出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当时东北全境即将解放，华北敌军退守极少数大城市，西北收复延安，华东全线报捷，华中彻底粉碎蒋军大肆吹嘘的“总体战”。我胜敌败的形势，最保守的人物也看得清楚了。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爱国人士热烈响应中共号召，各方面代表人物陆续从海外从蒋管区到达解放区。1949年上半年在三大战役相继结束后，南京、上海次第解放，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战争老本全部输光。6月15日，人民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成立，加快了中国这件“头等大事”的步伐。

　　政协大会于9月21日开幕，毛泽东致开幕词，中共代表刘少奇，特邀代表宋庆龄，民革代表何香凝，民盟代表张澜，解放区代表高岗，解放军代表陈毅，民建代表黄炎培，全总代表李立三，新疆代表赛福鼎、特邀代表张治中、程潜，华侨代表司徒美堂等十二人，分别作主旨讲话，表达全国人民关于国是的意见。有人说，22日的《人民日报》下了“倾盆大雨”，完全对。一版登载会议新闻、开幕词、主席团名单、社论《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二三版登载十二位代表的讲话全文，四版登载全体代表名单和国内要闻；五版登载代表访问记；六版是会议照片专版。这天报纸出版很晚，主要不是晚于文章截稿，而是晚于照片制作。读者电话不少，对“日报变晚报”表示抗议。编辑部、发行科耐心说明版面安排十分集中、技术条件限制等情况，多数人满意了。可见读者并非无条件地反对“倾盆大雨”，只要符合大家的心意。

　　《人民日报》从24日开始刊登代表在会上的发言，包括解放军各野战军、各大解放区、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学术界、文化艺术界、宗教界著名人士代表。九十五篇发言，五十四篇访问记，除个别人士如傅作义、司徒美堂是“一兼二”（又发言又接受访问）之外；绝大多数人都不重复。这就是说，五分之一以上的代表在《人民日报》上同人民见了面，谈了个人对国是的意见。人们格外重视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的发言，他代表几百万指战员保证彻底实行即将通过的共同纲领，所以破格登在一版头条。所有发言和访问记都配有代表的照片。以今天的技术条件，这是容易办到的，但在当时，三名摄影记者却经过几个日夜的奋斗。

　　我受优待，能进入会场采访。在第二篇特写中，概括大会的精神是“民主、团结、严肃、负责”，会议进程表明确实如此。“共同纲领”是当时的宪法，全体代表最为关心。在起草、讨论过程中，有的代表考虑我们国家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议在纲领中明确写进去。中共代表刘少奇作主旨讲话时提出不同意见。他表示中国将来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但这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中写上这个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中共另一位领导人，政协筹备委员会第三组组长周恩来作关于“共同纲领”说明时，也说到这个意思。大家认为有理，一致同意他们的意见。关于新中国的国旗，讨论也很热烈。政协筹备委员会曾向全国征求国旗图案，得二千九百九十二案。筹备委员会从中选出三十八案供代表选择。三百七十四位代表主张选用第一、第二或第三案，人员超过代表半数。这三案，都是红底，一黄星，加一黄带——红底象征革命，黄星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黄带象征中华民族发祥地黄河；区别在于黄星的大小、位置，黄带的长短、宽窄不同。毛泽东也属意三案中的一幅，看来是定准了。我把这种选择写进第三篇特写里，想“得风气之先”。但是早了。有些代表不同意这三案。张治中说，红色代表革命，黄星代表共产党领导，都好。中间加一条黄带，如果被理解为把国家、革命分裂为二，就很不好了，因此坚请另作考虑。许多代表转而同意他的意见，最后选定现在用的五星红旗。讨论这个图案的说明词时，又出现不同意见。原来的说明是大星代表共产党，四颗小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有代表说，照这样解释，将来进入社会主义，民族资产阶级不存在了，岂不要另换国旗？毛泽东同意选用五星红旗，也同意改换说明，不说四小星代表四个阶级，而说一大星四小星象征中国人民革命大团结。大家说好，方案定了。在最后表决时，又有代表发言：国旗的释文称“上角一黄色大星，旁绕四小星”很不妥当，应该另拟，因为“小星”有别解（古代“妾”亦称“小星”）。当日执行主席周恩来认为这个意见好，建议改释文为“上角有五黄色星”，全场热烈鼓掌，一致通过。新中国国名也多次斟酌。有人主张定名“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有人主张定名“中华人民民主国”。张奚若主张定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说明国体，人民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可说“鲜明、准确、完备”。筹备委员会采纳这个方案，提请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大会最后以发表宣言的方式，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主、团结、严肃、负责”，政协会议体现相当充分，大家希望能够传之久远。

　　我受到进会场采访的优待，深怕不能完成任务，颇有临渊履冰之感。我在根据地当过记者，那时只有硝烟弹雨，从没见过这么大场面。现在要写的人、事都不熟悉，完全是从头学起。每天一篇特写，今天看来指标不高，在当时却有口出大言的味道。好在青年有股冲劲，不怕碰钉子，不怕挨批评，能否办到，敢试一试。谁料想第一天就出了事。我在头篇特写中写了新华门、怀仁堂，一位保密观念特别强的部门负责人正式批评“严重泄密”了。“泄密”而至于“严重”，足能吓人一跳。如果在若干年后，我一定要首先检讨，当时却敢拒绝这种批评。我说，北平能开上千人会议的像样的会场，只有一个怀仁堂；北平最好的汽车不断进进出出新华门，怎么能够保密？况且这么重要的会议，正该尽力宣传，扩大影响，为什么要保密？我写了怀仁堂，不能算错。新闻里没有写，我看是个不足。同我谈话的一位负责同志看来同意我的意见，最后只说“以后注意就是”，了却这场“官司”。

　　我的任务是写特写，同新华社的公报式新闻有明确分工。虽然出师不利，心里不大舒畅，工作还是照样做的。数量达到了每天一篇的预期，质量却不理想。当记者，依样画葫芦不难，能够翔实、准确、清通，基本就及格了。难在记者本人能在新闻中加点什么。当然不是加事实，我们必须遵守绝对真实的原则，这里不能有任何随意性。但是可以“加”观点——在客观、全面、缜密分析事实的基础上，提出个人的分析和判断。记者水平高低，似乎主要表现在这个地方。当时我知道应该作此努力，但是功力不济，效果不佳。我力求每篇特写都在当天会议进程、成果（事实）的基础上，表现它的特点，提炼一个观点，作为立论基础。第一天开幕式，会场洋溢兴奋、胜利气氛，体念创业艰难，瞻望前程远大，人人一幅笑脸。我个人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幸存者，同全场情绪融通，在第一天的特写中写道：“我们出生入死，英勇奋战，究竟为什么？就是为了人民大翻身，为了一个人民共和国。现在，我们的理想已经变成事实，我们的努力开花结果了。”文字虽然粗朴，当时却是一边书写一过拭泪的。可惜以后几篇文字未能在这个起点上更进一步。功力如此，是勉强不得的。

　　除了“加”观点，我以为还可以“加”知识，包括烘托主题气氛的背景材料、中外古今相应的掌故，等等。记者应该力求成为及格的“杂家”，积累广博的知识，写文章始能挥洒自如，收烘云托月之效。我当时相当拘谨，不敢作此努力；知识积累不够，也难于作此努力。所以八篇文字，基本是“依样画葫芦”的水平。

　　作者：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