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老人话生产

　　正月二十四，阳坡的山庄，晴明的天气，暖洋洋的太阳，雀儿们乘着微风，活泼地跳着叫着。

　　老赵担了半天粪，半前晌，凑到我看书的地方，对火抽烟。“这几天怎么样？”他指着坡地里来来往往的挑粪人说：“咱村里可真像样儿了。”这个五十七岁的老汉和我处得太熟了，只要有机会，总要把地里事情扯一扯。他有经验，有热情，有时活像个老小孩。

　　“人怎么能不干活呢？”他常常说：“好好的地，能让它荒了？”老赵从十几岁起，做了大半辈子长工，是个有名的勤俭能干的老实人，去年收回九亩押地，升成中农，生产情绪越发高了。“你想想看，往年一块地要耕三回，耙两回，锄三回，还不定长好长不好。抗战以后——直说二十九年吧，人们只是下种以前耕一回，有的简直就不锄，受苦人嘛，清早还等着太阳晒屁股。”

　　在他看来，前几年有些人实在懒透了。“宁可锅里没米，不教腰腿发酸。”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现象呢？老人想的也很对。直至民国二十九年的上半年，这里还是指着禾堆出负担。有钱人想：“多打了多负担，还是对付着过吧！”穷苦人忙于支差、开会，村干部被工作累得昏头昏脑，不能好好地生产。“能吃喝，不想动”，在老赵一生的经历中，民国二十八、二十九两年，是××沟最倒霉的时候。

　　战争把农民的生产习惯都改变了。牲畜因为敌人的抢掠屠杀而大为减少，从前二牛的大犁每天才耕三亩多，现在一牛的小犁每天也耕四五亩。很明显，地耕得浅了。敌人的“扫荡”，常常耽误了最好的农时，羊群的损失，使肥料的来源大为减少。这些事情使老赵发出深痛的叹息。但是，他又以自己为例说：“我的地比从前就差不多，能想的办法自己不想，还能怪谁呢！早些年，人们在鸡儿叫的时候就上地，悄悄开开门，害怕别人看见也起来。后来呀，一睡睡到半前晌。”

　　随着时间的转移，老赵的心绪一年比一年清朗了。民国三十年、三十一年，以至今年，人们的生产情绪是逐渐上升了。综合许多农民的谈话，可以看出人们经过战争的锻炼，群众游击战争的发展，认清了就要胜利的光明前途。像老赵这样的穷人，减租减息法令的执行，使他能以收回被人非法押去的土地，生产情绪自然会大大提高。就是一般有钱的人，也因为抗日政府负担政策的正确，收获多少都按照“应产量”负担，“多打下是自己的”，也愿意好好地耕种土地了。

　　前二三年，有钱人家二月以后才雇人，今年早早把雇工找好了。人们上地的时间也早了，担粪显得满有劲儿。老赵指着我们旁边走过的一个中年人说：“这是一个有名的懒货，去年他种了四亩玉米，都是能打上石粮的好地，可是到秋天一共打了两斗。他没有锄过苗。别人的苗长了半尺高，他才下种。今年也动弹起来了，不这样不行哩！”接着，老人又指着下边一个担粪的人，悄悄告诉我：“他叫董守中，是个财主，早先自己是不动的，今年选成后勤委员，很高兴。动的不下于那些受苦人。”

　　原载《新华日报》华北版，1943年3月

　　摘自《李庄文集》

　　作者：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