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日集粹：看贪官打牌的好处

　　近年来，随着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一些受贿形式，譬如收受红包、存折、金银手饰之类，由于比较扎眼，容易暴露，已被许多腐败分子弃之不用，而代之以其它更加隐蔽的方式。打牌就是其中的一种。用打牌这种形式受贿，有许多“好处”：第一，说起来好听。在善良的老百姓看来，打牌，不就是一般性地玩玩，劳逸结合嘛，老百姓可以玩，领导干部也是人，当然也可以玩。第二，送的人好找理由。既是打牌，肯定有赢有输，于是输的人总是下级，总是一些大老板们，不是技术差，就是手气背，总之输得“心甘情愿”。第三，收起来

　　公安战士，人民警察，是人民安全的保护神。安全，对人的生存是须臾不可少的。然而，当人们处于安全状态时，就如同生活在空气里，不大感到它的重要。只有在安全受到威胁时，才觉得安全如同空气一样，是最宝贵的。“有困难，找警察”，“有危难，拨打110”，已经成为人们遇到危困时的依靠。人民警察，作为公安战士，他们生产的“安”全，是“公”众的无价之宝。任长霞与严德海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公安英雄们，都是在公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时，挺身而出，稳准狠地打击了罪恶势力，救民于危难之中，给了老百姓以安全的“无价之宝”，出色地展现了“保护神”的形象，人们怎能不深深地感激和怀念他们呢？

　　当公民在高温面前无力抵抗、健康和生命面临威胁时，作为公民庇护者的政府，显然需要承担起责任，像应对洪水、台风一样，启动应急机制，进行干预或提供人道救助。不过遗憾的是，现实中，这种干预和救助实在太少了———对于高温中煎熬的工地农民工，政府把责任推给了企业，而企业则轻松地逃避了责任；对于城市低收入者，政府偶尔会进行一些个案的帮助，没有一套制度化的救助方案；而那些流浪乞讨者，则很难进入政府的视线，他们在高温下处于自我排解的状态。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由于现阶段正处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消极腐败现象呈阶段性多发高发势态，反腐败的形式依然非常严峻。无数事实证明，单纯的“说教”已经不是现代社会的“灵丹妙药”，更何况有些“犯事”的贪官或配偶本来就具有高学历，都是“明智”之人。只有编织严密的制度之网，依靠制度来反腐败，才是摆脱当前困境的正确之路。

　　对于丹尼·威而言，创造的世界纪录是自己的，要是失败毁坏了什么东西，那是别人祖宗留下来的世界遗产。我要是丹尼·威，不跳跳才怪。摩托车手可以冒险飞越长城，魔术师可以梦幻穿越长城，滑板教父可以飞越长城……长城成了表演和挣钱的道具，那么人们留在长城身上的也仅仅是“到此一飞”、“到此一穿”、“到此一跳”。假如将来某个人受了启发要开拖拉机穿越长城，主办方又该如何？

　　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26年，我们搞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毫不回避地在资源配置方面引入了市场机制，又在市场领域引入了竞争机制。26年的社会进步，经济繁荣，其实质都是竞争带来的结果，今天我们所享受的种种物质文明，我们都会亲身感受到通过竞争才有的今天的价格和质量，如到处琳琅满目、各式各样的消费品等等。可以说，自从有了市场经济以后，竞争表现得格外明显和毫不留情。市场竞争与经济及社会和谐毫无疑问是一组矛盾。绝对化竞争的结局定无和谐可言。人们普遍追求的是，立足于竞争的和谐或以和谐为目标的竞争。正因为如此，中国需要以超前的眼光，从更高的基点上来看待竞争，并赋予它新的含义。

　　今天，在我们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时，来自史学家和学者们普遍的定论还只是围绕在郑和7次下西洋作为和平使者传播中华文明上。如充分显示了当时中国强盛的国力、先进的科技，展示了中华民族的高超智慧和非凡勇气。郑和7次下西洋未曾占有别国的一寸土地、未曾掠夺他人一分财富，传播了友谊的种子，促进了贸易，增加了国家间的友谊交流，是与世界各国友好交往的典范，在中国航海史和对外开放史上具有开创性和先驱性的意义。显然这些评价今天看来怎么都不过，但我们仿佛仍没有得到更深的“挖掘”，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资源配置、资本流动、贸易往来等等这样一个靠交换来实现财富的时代，如何从经济学的视角来审视和理解郑和下西洋留给我们的朴素的经济思想，就显得有很多的不足。

　　在深圳创建节约型城市、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深圳市民中心等十多幢机关大楼纳入节能改造范围，采取减少使用变压器、减少中央空调和电梯使用量、地下停车场等地方只开1/3的照明灯之类的办法，仅仅是少开8台变压器，一个月就能够省下电费31万元。对于一般工薪层家庭来说，要辛苦好几年才能攒到31万元，更别说那些月薪只有七八百元的流水线工人了。这样的对比仅仅说明，在社会某些领域，多一些成本考虑，所带来的社会效益是非常巨大的。

　　上世纪50年代，万历皇帝的寝宫定陵，在冠冕堂皇的理由下被开掘。结果今天的北京仅仅是多了一处收门票的景点而已。更为可怕的是，它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帝制时代视为不道德的掘墓行为可以被冠以崇高的名义。几位主持掘墓的历史学家，不知道他们临终前对当年的作为，是否有一丝忏悔？

　　7月8日《中国青年报》报道，2002年9月，云南省丘北县农民王树红被疑强奸杀人，因此被羁押达299天。在真凶归案后，重获自由的王树红成了一个浑身是伤的残疾人。对王树红控告的三民警刑讯逼供罪案，先后历经三次调查，历时一年有余。前两次经当地有关部门调查后，该案一度处于撤案的边缘，直到云南省人民检察院督办此案，派出骨干力量到当地督促进行第三次调查，只用了七天时间，就使作恶的民警服法。

　　法制日报：“反腐臆想”源于浮躁心态

　　重庆涪陵区近日推出了一项反腐新举措：从各界秘密聘用了43名综合素质高、公道正派的人士作为首批秘密观察员，对全区处级以上干部“生活圈”以及干部廉洁自律等方面的情况进行“地下”监督。这种做法的可操作性颇为令人怀疑：第一，既然是秘密进行的，秘密观察员的资质也就只能靠区领导来认定，那么，领导的眼光再怎么敏锐，也毕竟有限，他凭什么来认定观察员“公道正派、综合素质高”？第二，没有经过公开选拔，领导会不会任人唯亲？第三，按照规定，监督结果是要直接反映到区领导那里去的，假如区领导本人出现了问题，叫监督员向谁反映？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好几年前克拉玛依大火，一下烧死了三百多名正在观看演出的中小学生，将一场欢乐演出变成了一场人间惨剧。前不久开会，遇到新疆一位同志，偶尔说到此事，他仍闷闷地说，此事已经成了克市人们的一块很难抹去的心病，只要见到现在什么地方出事，且处理了当事人，他们就会为当时对渎职人员的较轻处罚而纷纷写信给有关部门，要求重新审理。我在这里说这事，并不是为这“心病”呼吁，而是想问一下大家，还记不记得大火烧起时腾空而起的一句臭名昭著的“号召”：“让领导先走。”如果不是这句号召，领导们不会溜得那么顺利，孩子们也不可能在听话的“有序等待”中牺牲那么多。我们的孩子们从小就在父母老师的教导下要求听话以至太听话了。我们的领导当时竟然不去组织孩子们怎么脱险，或抢救孩子们，反而自恃“领导”抢占孩子们的生命时刻与生命通道。如果说那句“号召”臭名昭著，此时“领导”们走得那么心安理得应该说是惨无人道。当他们用孩子们的生命保住了自己的性命，现在苟活着，想来心里不会完全消散那天的“烟雾”吧。

　　6月29日上午，财政部办公厅新闻处向本报记者证实，原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徐放鸣确因涉嫌经济问题而被拘，相关事项已经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具体情况正在调查了解之中。奋斗23年，官至金融司司长，徐放鸣最终成为“多年来财政部涉案的最高级别官员”（据《法制早报》）。对于徐放鸣涉嫌犯罪原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位专家在深感惋惜的同时，认为徐放鸣禁不住金钱的诱惑，与现行的制度有一定关系，比如工资过低就是重要因素之一，结论是徐放鸣这位财政贪官是低薪“憋”出来的。因为徐月薪不过三四千元，而他却掌控着上亿元的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