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间和墙头诗运动

　　本报记者　倪迅

　　开栏的话

　　打仗当然少不了拿枪的军队，但要战胜敌人，“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这是毛泽东在抗战时期的名言。

　　抗日战争中，炮火硝烟中歌曲、戏剧、诗词、木刻、漫画的作用，并不弱于飞机、大炮、坦克和机关枪，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用文艺作为唤起民众、打击敌寇的武器，为大众提供精神食粮。六十年一个甲子，当年为抗战胜利写下辉煌的文化战士，今天多已作古或垂垂老矣。本报开辟“抗战中的知识界”这个专栏，不仅为了缅怀抗战中千千万万的文化战士，更是为了用他们高尚的精神启迪今人，激励后来者。

　　“墙头诗，是残酷战争催生的，是艰苦环境造就的。它最初因诗歌的载体而得名，到后来就发展成一种诗歌形式，一种大众文化运动。”记者采访党史专家了解到，抗战期间，延安曾兴起一场墙头诗运动。

　　1956年7月1日，党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庆祝建党35周年大会，诗人田间应邀出席，毛泽东在会场、大厅与各界人士亲切交谈。田间曾对孙国林说起，那次毛泽东曾与他说到抗战时期延安的墙头诗运动。毛泽东说，“你们搞的街头诗运动，影响很大，各解放区都写街头诗，起了很大作用。文艺配合革命，是我们的光荣传统……”

　　墙头诗也称街头诗，是抗战期间诗歌走出学校、走出课堂、走向大众的产物。战争年代，诗人发表创作困难重重，而以墙头作“纸”，不受纸张和印刷的限制，墙头、岩石都成了写诗的载体。墙头诗的出现，使诗歌成为有力的战斗武器。墙头诗像投枪，像子弹，像愤怒的诗人为勇士吹起的号角，它一出现，就受到根据地人民大众的欢迎。1938年1月，诗人田间、柯仲平等在延安倡导街头诗运动。延安的诗歌团体——战歌社、战地社成员都积极参与。大家不让乡村的一堵墙、路旁的一片岩石白白地空着，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使墙头诗发展成大众诗歌运动。大批佳作和一批新诗人出现在各个根据地。当年在西安，还举办过墙头诗画展览。

　　20岁出头的田间从延安到晋察冀，一直是街头诗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他的名诗《假如我们不去打仗》、《间壁》、《给战斗者》传遍全国，激励无数人与敌人英勇作战

　　《假如我们不去打仗》

　　假如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

　　“看，

　　这是奴隶 ”

　　从延安兴起的墙头诗运动，迅速传播到各抗日民主根据地。1940年新四军和南下的八路军在盐城会师，创建了盐阜抗日民主根据地，那里曾聚集了阿英、贺绿汀、冯定、丘东平等大批文化战士。林山在大规模的墙头诗运动中，组织了墙头诗画社，出了《墙头诗画集》。他写的《蝗虫与皇军》、《鸡伴黄鼠狼》、《若要不死》等墙头诗，对日寇的“三光”政策和狡诈阴谋作了尖锐揭露。

　　在盐阜根据地最早的八首墙头诗中，有一首辛劳写的《“人牛太平”》

　　别写在草房门口，

　　别写在古庙的红土墙上：

　　“人牛太平”

　　要写在杀敌的刀尖上。

　　烧香没有用，神鬼不灵：

　　若是日本强盗来了，

　　子弹，大刀，才是

　　“人牛太平”的保证！

　　臧克家这个农民的儿子，就是在抗战诗歌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诗人之一。《血的春天》让我们分明感受到，诗人的心在滴血

　　我向无际的原野驰目！

　　到处是烽火！到处是狼烟。

　　敌人脚踏的地方，

　　已经没有了春天！

　　在我们的故乡啊，

　　已经没有人走向田间。

　　他们在流亡，

　　他们在离散，

　　凌辱与死亡

　　已经和他们结成了侣伴。

　　抗战岁月中的诗歌救亡运动，除了墙头诗外，朗诵诗、叙事诗也出现了大批精品，柯仲平、萧三、光未然、艾青等的作品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广为流传。光未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歌词，就是一组激情澎湃的朗诵诗。田间、陈辉、邵子南、方冰等还写叙事诗，方冰的《歌唱二小放牛郎》当年在解放区流传很广，直到今天仍感动着千千万万的人。

　　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全中国人心振奋。艾青诗情澎湃，连夜挥笔写下一首长诗《人民的狂欢节》，他把这胜利的“狂欢节”，视为“人民和自由解放的婚礼男的个个是新郎，女的个个是新娘”，“欢乐是今天夜晚最高贵的客人”。诗歌像催征的战鼓，至今仍激励着我们为民族复兴而英勇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