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日报系：从三个方面“称一称”政绩

　　评价政绩绝不仅仅是上述三个方面，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单位，情况各有不同，很难定出一个完全准确的标准。但基本精神是应该明确的，这就是要把政绩同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联系起来，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我们应当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科学地、客观地考虑政绩评价的各方面因素，同时还应细化为具体的政绩评价指标，从而建立起科学的政绩评价体系。一些地方已着手做这项工作，无疑是一件好事情。把政绩“称量”得准确，评价得科学，将大大有助于形成勤政为民、求真务实的好作风，让那些好大喜功、弄虚作

　　在当今世界上，朝鲜半岛核问题是最复杂、最敏感、最棘手的热点问题之一。因此，以和谈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为使命的六方会谈注定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从朝美双方断然拒绝面对面会谈到六方会谈巧妙设局造成双方直接会晤的现实，从“能谈起来就是成功”的第一轮会谈到第三轮会谈中各方坦率拿出解决方案，六方会谈一路走来，每一步都极为艰难，上述成果已然难得。在第四轮六方会谈中，有关各方势必将就实实在在的战略利益进行实质性谈判，其难度可想而知。不管怎样，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国际问题面前，六方得以再次坐在一起，能谈起来就是成果。在这个问题上，似乎还可套用那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三门干部”最大的“缺门”，还是基本不懂群众。特别是随着最早的独生子女大学毕业走进党政机关，别说是群众了，可能连自己的父母也知之不多。不久前，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批评有些领导干部不善于开展群众工作，甚至不知道怎样同群众说话。这样的问题，恐怕也是新公务员的通病。而中国农大学子自发编写的“乡土乡亲”科普丛书特别受欢迎，则反衬出了解、理解广大人民群众所想、所需是多么重要。一个公务员要是不懂群众，就谈不上为人民服务、当人民公仆。

　　近年来，一些领导干部因腐败问题受到了党纪国法的追究。他们蜕化变质的情况虽不尽相同，但仔细分析其违法违纪原因，有一点却十分相似，那就是没能管住自己。管住自己，是一种约束，要求自己慎权慎独，自警自励；是一种作风，提醒自己多做少说，敏于事而慎而言；是一种责任，告诫自己用权时要如临如履，小心翼翼。领导干部具备了这种能力并能坚持付诸实践，于党和人民的事业有益，于自己同样是益莫大焉。

　　机遇不是等来的，而是共同创造出来的。希望美国在如何看待中国崛起和如何发展中美关系上，也要实现“三个超越”：一是超越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的冷战思维，因为用这种思维看问题，很容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发生战略误判；二是要超越以价值观划线的“文化优越论”，因为当代世界已是多种文明长期共存、不同文化相互激荡的新时代；三是要超越后起大国必然挑战现存霸权的传统理论，因为它解释不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新道路和中国的崛起是维护世界和平坚定力量的新现实。

　　政府机关之所以成为耗能大户，不仅是因为制度的缺失———政府机构一直都没有资源使用方面的定额限制，是节能监督工作的盲区；而且有些干部有“花公家的钱不心疼”的心态，于是就有了炽灯长明、细水长流、冬穿衬衫、夏着毛衣的现象。说到底他们不是没有节约资源的意识，而是缺少节约公共资源的意识。在客观上，不少政府机关建筑的建造年代较早，而当时没有考虑如何节能，保温性能较差，能量损失大。因此加快政府建筑物的采暖、空调、照明系统节能改造也是节约能源的必由之路。

　　准确地说，由于粗放型的增长方式，造成我们现有的不少重化工业问题多多。但这是增长方式问题，而不是重化工业本身的问题。考虑到中国国情，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恐怕还不能放弃重化工业，甚至不能放弃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传统产业，但核心是如何把能耗和污染降到最低。

　　其实，提倡全民总动员厉行节约，更深刻的意义还在于调动每个公民的节能意识，养成节约的习惯。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在自己家里都大手大脚浪费的人，会爱惜、节约公家财产；一个平日里没有节约意识的科研人员，能够发明出节能产品；一个没有能源危机意识的政府或企业负责人，能够做出可持续发展的决策。相反，如果人人都有节约意识，每个公民在各自的角色上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可以把节约进行到生产、生活中的每个环节。

　　北大的这种改革仍属权宜之计。因为传统的博导资格的认定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依旧是各级学术委员会，组成人员依旧是那些人，更重要的是，它们的工作依旧缺乏有效的监督。至于其中如程序上的缺陷，也是有目共睹的。总之，我们十分看重并赞赏北大的这个教育改革，它对中国大学教育的改革会积累一定的经验，但在目前情况下，要期望它对现有的大学制度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还有诸多障碍要克服。

　　食品质量关乎消费者的生命健康，从理论上讲，所有食品都是不可免检产品。消费者需要政府为公共食品安全把关，而不需要政府为食品企业做担保，更不需要企业拿政府担保做形象广告。食品免检制度真的那么美妙吗？该是考虑其何去何从的时候了。

　　于今，我们对海洋、海权的忧患与主张，我们强调的“在现代文明的海洋里‘再下西洋’”，不能仅停留于对海洋的开发利用和对海洋权益的维护层面。因为以大历史观和大文化观视之，海洋正越来越代表着这个世界的“主流文明”。中国要想真正实现民族复兴，只能在本世纪别无选择地接轨这个世界的“主流文明”。

　　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对我们的教育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包括在义务教育阶段，果断地停止以升学率作为主要乃至惟一的考核标准的做法；国家则要停止把有限的教育经费过分向少数重点大学倾斜，转而创办更多的面向基层的实用技术学院，等等。但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则是要改革目前的全国统一高考制度，改由各大学自主招生。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大学可以根据自己的性质，来决定招生的方式和标准。

　　最近，新华社记者发文说，打压股市的，有国际炒家的身影！此言甚好，但却没点透另一点，那便是，在金融管制尚未完全取消的今天，任何国际炒家想要做空中国股市，都需要“内部”来配合。需要指出的是，在此过程中，不仅有些短视的投机者不经意间成了他们的帮闲，而且还有来自国企内部的反对力量！长江电力在股改问题缺乏起码诚意的表现，让抱着良好期望的普通投资者把期望值降到了冰点，客观上也助长了空方的嚣张气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