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郑宝山 20年我终于查出“真凶”(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12日11:30 贵州都市报

　　郑宝山其人

　　1962年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化学专业学习。

　　1978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师从刘东生、郭承基院士,攻读环境地球化学专业研究生。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贵州省政协委员、九三学社贵州省委委员等职。

　　主要研究方向为氟、硒、砷、碘与腐殖酸的环境地球化学与健康和疾病、煤的地球化学及其对环境与健康的影响以及矿产资源开发的环境与生态影响。已主持完成6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课题,现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面上项目各一项,是目前贵州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最多、也是全国获得这一资助较多的学者。

　　已出版个人或合著专著3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第一作者论文117篇,非第一作者论文130篇。培养毕业硕士7人、博士6人;在读硕士生1人、博士生8人。先后获得英国女皇伊丽莎白奖学金、王宽诚奖学金和国家留学基金,在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环境地球化学研究中心、美国地质调查所作访问学者。同时在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矿业大学、贵阳师范学院、海南师范学院兼职教授。

　　走过不少弯路

　　从水到食物,氟中毒调查研究走过几十年弯路

　　记者:氟中毒常常是整个村子的人,牙齿都是黄色或者黑色,很多人从十几岁开始便弯腰驼背,甚至瘫痪在

床。几十年来,一拨又一拨中外专家为此前去病区调查,希望能帮助人们摆脱“怪病”的纠缠。如同侦破一桩扑朔迷离的凶杀案,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科学研究终于找到了致病元凶。在这以前,人们对氟中毒的认识经历了怎样一个曲折的过程?

　　郑宝山:“怪病”是病区人们心中的一个噩梦。1934年,在贵州西北部和云南东北部2万平方公里范围内流行的这种怪病,引起了访问这一地区的外国医生凯尔本(L.G.Kilborn)的注意,人们也渐渐明白了怪病实际上是由于氟中毒引起的氟斑牙和氟骨症。

　　1946年工作在贵州省威宁县石门坎教会医院的英国医生奥利文·莱斯(OliverLyth),通过水样测定认为,导致贵州地区氟中毒的原因也是水中含氟量过高。30年后,氟来自饮水的推断结论被完全推翻。研究人员通过对西南氟病区数以千计的水样进行测定,除个别温泉样品外,没有发现高氟水样。

　　1976年魏赞道教授领导的研究发现,氟中毒病人主要通过食物摄入氟,当时认为植物性食物中的氟来自于富氟岩石和土壤。此后,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试图通过改良土壤减少植物对氟的吸收,进而控制氟中毒的流行。

　　但1982至1983年,我们系统采集了西南地区125个不同岩石、土壤上生长的粮食和土壤、岩石样品,氟含量的测定发现,即使岩石和土壤氟的含量很高,但在其上生长的新鲜玉米和小麦氟含量仍然很低,与国内外其他地区没有差别。新鲜粮食和土壤被从致病元凶的名单里排除了。

　　元凶原是粘土

　　从煤炭到粘土,20年揪出“真凶”

　　记者:那食物中的氟又从哪里来呢?

　　郑宝山:1980年,湖北省恩施地区卫生防疫站最先注意到室内使用石煤对粮食的污染问题;1982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进一步提出了玉米和辣椒对空气中氟的吸收问题,但是都没有排除植物从土壤中吸收富集氟的途径。

1982年我们开始对贵州、云南、四川、湖北、湖南的氟中毒病区进行实地考察,结论是没有煤炭燃烧过程对室内玉米和辣椒的污染,就不会有氟中毒发生。为此,我们与贵州省织金县卫生防疫站的王爱民等人合作,在织金县和西南其他病区进行了一系列关键性的玉米烘干实验。结果证明,随着烘干时间的延长,玉米的含水量越来越低,在烧煤的室内玉米氟含量越来越高,在烧柴的室内,玉米的氟含量变化很小。对辣椒实验的结果相似,而且辣椒吸收氟的速度更快,吸收得更多。

　　记者:玉米和辣椒中的氟,来自于用燃煤烘烤的过程。这是不是煤的问题?

　　郑宝山:但进一步的研究对这个思路提出了置疑。我们在研究中发现,病区煤中含氟量在全国并不高,有些氟中毒严重的地区,煤的含氟量仅为15毫克/千克这么低的值。而且煤炭含氟量高的村寨,氟中毒不一定比煤炭含氟量低的村寨严重。看来,关键的问题并不是煤炭。

　　记者:进一步的研究结果,怎么查到元凶的?

　　郑宝山:其中走了一些弯路。其实早在1985年,我的好朋友、贵州省黔西南州卫生防疫站的周代兴就注意到了拌煤粘土的问题,有些病区拌煤的粘土含氟很高,如果使用这种粘土,导致氟中毒的氟主要来自粘土,但当时认为是个别现象。

　　进入新世纪后,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支持下,我们的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课题组系统采集了

全国各地的煤炭样品,对其中氟的含量进行了测定,结果惊奇地发现,在煤炭年产量超过5000万吨的省份中,贵州省煤炭的平均含氟量是最低的。与此同时,在对测定方法进行改进后,与煤一起搅拌燃烧的粘土中氟含量大大高于过去的测定结果,一般是煤的20倍以上,高的达到50至60倍。按照贵州煤炭平均含氟150毫克/千克,通常煤泥中粘土占20%计算,煤泥中的氟96．5%来自粘土。

　　只想办件好事

　　导师曾告诫我,人不能干坏事,还要争取干一件对社会有好处的好事

　　记者:到今天取得这样的一个研究成果,您花了20多年时间来研究,您也从一个激情飞扬的青年学子步入了花甲之年。促使您去研究氟中毒的原因是什么?

　　郑宝山:我大学毕业后正好遇上“文革”,到最底层、最小的工厂上班,做了10年的工,那些日子让我真切地感受了社会生活最底层老百姓生活的疾苦,也明白了他们对生活的最基本的需求:生存和健康。

　　“文革”结束后,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考试的第一年,我有幸考入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我的导师是刘东生和郭承基两位院士,他们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人都值得我景仰。至今我仍然记得,刚进科研所读研究生时,有一次上课,郭承基院士跟我讲过一个故事,说他小时候不懂事,比较调皮,曾经干过一件让自己一辈子都感觉很愚蠢的事情,就是偷偷把烟末放进饭里让老师吃。郭院士为此告诫我,人一辈子都不要干坏事,还要争取干一件对社会、对国家有好处的好事。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第一次到贵州病区去调查,那些氟斑牙、氟骨症患者,那些瘫痪的、残疾的病人,真正是水深火热的生活,他们是那么盼望着有人能为他们驱除病魔,哪怕只是还给他们一副洁白健康的牙齿。这让我的心灵受到深深震撼。而我学的专业就是地球化学,“文革”期间的研究方向就是为了寻找核矿藏,“文革”结束后已经转为地球化学与健康,责无旁贷。

　　防治任重道远

　　我相信,氟中毒应该由我们这一代人消灭

　　记者:过去人们在氟中毒研究中走过许多弯路。由于没有注意到新鲜粮食和污染粮食的差别、煤和煤泥的差别,都曾使氟中毒的研究与防治走向歧途。今天还有什么认识的误区存在呢?

　　郑宝山:实际问题是这一疾病的出现又和经济、社会很多因素结合在一起,所以就不太容易解决了。我们到了很多基层的卫生防疫站去,很多防疫站都是有钱发工资,没有钱做工作,更别提说要去解决氟中毒的问题了。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科学无止境。现在我在思考,如果没有玉米和辣椒的污染,单纯室内空气中的氟能不能使人发生氟中毒?尽管直接从空气中摄入的量没有超过总摄氟量的国家标准,但是空气、食品和饮水中氟的毒性是不一样的,空气中的氟可以与口腔直接接触会不会增加它的毒性呢?粘土中的氟的高低与氟中毒病情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高氟粘土的分布有什么规律?高氟粘土中的氟是什么状态的?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氟从粘土中脱除?这些问题都与氟中毒的防治战略和措施密切相关。氟中毒可防不可治,现有病人的氟斑牙已不会改变,氟骨症的病情也难以明显好转。目前,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新的研究项目的资助下,我们还在努力地探索着。我相信,困扰我们的氟中毒应该由我们这一代人消灭。　作者：石云华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