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新二元结构蔓延（长三角刊首语）

　　中国的社会结构，一直以来，深深地烙上了“二元”烙印———以二元户籍制度为内核缔造出来的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决定了两者的楚河汉界，在就业、福利保障、教育乃至公共事业投入等制度上各成体系。在城市化浪潮席卷中国时，农村人口终于势难抵挡地向城市流动，形成浩浩荡荡的民工潮。面对这种由市场主导所带来的二元结构的松动，人们不无乐观的期待。

　　但是，我们渐渐又面临着一个叠加的尴尬：既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消失，新的二元结构开始萌生，两者共存。

　　以本期《长三角》报道作为案例，我们已经呼吸到了它的逼人气息。

　　在疫苗研制、生产、流通、基层管理等一系列环节中，凭借着市场力量，东部与中部、城市与农村构筑了一体化。如果没有安徽泗县的“出事儿”，这样的“一体化”会让人觉得是一种进步。但是，频频出现在农村、出现在欠发达地区的奶粉事件、毒米案、假农资、问题疫苗等现象，暴露出一个新的二元监管体系：在东部发达城市，由于监管的力度较大，不法商贩与伪劣产品进入城市市场的成本加大；而在农村，吃饭财政下的监管能力形同虚设，追逐厚利的违法行为便乘虚而入。如果说，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内核在于户籍制度，那么现在，一个并不规范、存在着“不道德经济”的市场利益主体，却有可能再度将城与乡、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农村隔成两个体系。

　　再看农民进城。当他们带着孩子到城市打拼时，他们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自由空间，城乡壁垒也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松动。但是，城乡二元结构并未就此消失，他们依然为“农民”抑或“民工”的身份所累，只能在逼仄的城市角落游走。由于居住地区、子女就读学校、就业局限，以及在城市依赖的同乡、亲戚关系，使他们在城市里编织起了一个由农民关系网络构成的生存空间，与市民生活空间迥异，构成了城市潜在的二元结构。

　　即使是在市民群体中，二元冲突也渐渐锐化。经济适用房为什么引人关注？房价矛盾何以如此剧烈？这背后，又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一边是普通市民甚至是城市贫民叹息买房难；另外一边是高收入群体冲动着的投资购房需求。

　　上述种种现象，仅是我们并非刻意的选题中共同反映出来的。

　　或许，这正是潜在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写照？也是现阶段阶层关系的分布？

　　这是由社会转型期带来的正常结果之一。随着社会转型、经济转型，在新旧体制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贫富群体之间，都很可能发生程度不同的磨擦和碰撞，这种磨擦和碰撞，又必然地表现出思想多元、文化冲突和利益分化等特质。其中，由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利益分化，是形成社会结构二元性差异和对立的主要原因。

　　如果任由其蔓延，抑或加剧，可能会引发转型期的不安全因素，甚至可能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

　　就像我们今天在不断反思传统二元结构的弊病，竭尽全力去解决由此留下的桎梏与后遗症一样，也许，这些正在萌生的新二元结构，需要更多的学者、官员，及时去正视、研究和解决。

　　《华东新闻》 (2005年07月13日 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