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坞

　　并购，且慢欢呼

　　高渊

　　当大多数人都在为并购潮中的中国企业激动时，有没有人有耐心听一下那些相当微弱的不同声音？

　　“全世界信息电子产业合并案几乎没有成功的案例，因为这个产业变化的速度实在太快，企业没有太多时间改善，也就是说，产业恶化的速度远大于企业改善的速度。”说这话的施振荣已从宏基董事长的位置上退休，他的基本论点是，联想和TCL所作的跨国并购“恐怕最后都会失败”。

　　而另一位喜欢乱说话的郎咸平则认为，一旦外国某家公司宣布大并购后，股票一般都会下跌，但国内则恰恰相反，将之看作一个企业是否具有雄心壮志的标志，忽视其背后巨大风险。

　　显然，在有些人惊叹“中国并购时代”来临时，这些话是煞风景的，但值得倾听。

　　中海油竞购优尼科、海尔竞购美泰，眼下是国际并购市场两大焦点。联系此前联想已经买下IBM的PC业务，可以说，中国在不平凡的2005年加快了国际化脚步。

　　我无意否认跨国并购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一条捷径。正因为是捷径，其间可能埋藏着更多陷阱。在实施海外并购之前，中国企业应该掂量一下自己的全球营销和控制成本能力。

　　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曾出现所谓“并购风”，在90年代愈演愈烈。1990年，全球企业并购案所涉金额超过4640亿美元；而在2004年，该数字更达创纪录的10万亿美元。

　　钱花得越来越多，效果则并不理想。统计数据显示，只有20％并购案例能够实现最初设想，大部分则以失败告终。很多企业都认为自己会是那幸运的20％，结果却证明，他们不过是并购失败俱乐部的新成员。

　　最近，美国《华尔街日报》提出：中国企业会步日本后尘吗？在他们看来，中国企业并购大潮的启动，更容易让人联想到日本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并购潮。

　　在那个时代，日本人在海外建厂很成功，但是海外并购则多以失败告终。因为海外建厂属从头开始，可以照搬本部的一套，而并购则必须改造现有的运作模式，保留原有精华，注入本部的元素和战略，创造新的商机和运作方式。而这就意味着风险与陷阱。

　　或许，现在说并购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都过于匆忙。不可否认，通过自身的封闭式发展，企业需要花费更长时间。但对企业而言，更快地占领市场和夺取跨国客户又十分重要，于是跨国并购就成为效率化的选择。但问题是，在国际化并购中，我们究竟在寻找什么？是企业最重要的利润，还是企业家最想要的轰动效应？

　　但愿施振荣的预言只是耸人听闻。但看看那些成功率很低的并购案例，以及几乎无一胜迹的“蛇吞象”式并购，今后再听到并购二字，我们能否多少存些敬畏之心？

　　听讲座与听意见

　　郝洪

　　以红头文件形式规定政府官员每年到高校听专家讲座的“工作量”，南京市大概是第一家。

　　有消息说，今年5月中旬，南京市启动的“领导干部到高校听讲座”活动，正式纳入该市领导干部年度理论学习的内容。目的是加强领导干部科学判断形势、驾驭市场经济、应对复杂局面、依法执政和总揽全局的能力。

　　听起来，这“听讲座”像是能够医治官场百病的“良药”。

　　那么，面向政府官员的“讲座”，究竟讲些什么？当然不会是专业讲座———总不能让分管工业的人去听城建规划讲座吧。据称，所谓“讲座”，讲的是“政治、经济、法律、科技、历史等知识”。笔者理解，就是大政治、大经济、大文化一类的，为政府官员在日常工作、行事决断时增添些“背景知识”。政治、经济、科技讲座好理解，都是日新月异、需要时刻更新、追踪的，听一堂讲座，多少能获得一些信息。至于法律、历史知识以及政治信仰一类，应该是政府官员必备的素质吧，是否能够通过讲座“常学常新”，姑且存疑。

　　专家的讲座多是个人多年研究的心得，带有个人对世事的理解和看法，因此，有人说，听专家讲座就是听专家们对当下政治经济形势、社会发展的看法。但是，在由机关党委及政府部门大张旗鼓组织的“专家讲座”上，专家学者们表达观点的激情和自由度是否还会有很大的冲击力呢？

　　其实，要达到“加强领导干部科学判断形势、驾驭市场经济、应对复杂局面、依法执政和总揽全局的能力”的目的，政府官员在工作中注重听专家看法、尊重专家意见，比听所谓“专家讲座”更有效。也就是说，与其费人力物力，进行行政强制下的短期“讲座学习”，不如建立起能让更多专家学者以及社会有识之士参政议政的长效机制。前者，只依赖的是政府官员这一类人群的素质；后者，则集中了社会各界精英这一社会群体的智慧。哪一种更科学、更有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

　　也是在南京，当年没有充分考虑专家意见，不顾市民反对，为了拓路，将城中许多生长了近百年的梧桐树砍倒，使南京丧失了“城在林中”的城市特色。结果呢？交通拥堵问题未见解决，却是要回过头来，再去外地买大树进城了。想来，专家讲座上应该没少讲城市与自然的关系，不会不提及这些梧桐树与城市的历史渊源，也会强调绿化对城市环保的重要性。但是，讲过了，听过了，又如何？

　　警惕“天然合理论”

　　葑塘

　　我们不少城市的发展，有些方面很滞后，有些方面又很“超前”。譬如，一些大城市正趋向“未富先老”———在步入发达之前就先老龄化了。

　　还有，更不好的倾向———“未富先奢”。破衣烂衫还未脱尽，就盯着宫廷贵族上，就比着资源大国干，比富争阔，满不在乎，奢侈浮华渐成主流。

　　所以，听到要“建设节约型社会”，我就满心赞成。

　　不过，对于建设节约型社会中的具体做法，可能还有些不同看法。有人在网上提出对地方政府“运动型节约工作”的担心。他以自家要不要买变频空调的“心路历程”，说明“更换节能设备也要算经济账”、“不能节约了水电，却浪费了还能使用的设备，增加了行政成本”、“节约也要算成本”。

　　他的节能经济账算得对不对，可能需要专业人士验证。因为，牵涉到短期损益与长期损益的关系，可再生资源与不可再生资源的关系，没有精算知识的人，一时未必算得清楚。不过，他的观点，比如“不能为了节约水电而浪费了其它的资源和大量的资金”的观点，还是有道理的。

　　“节能设备并非天然经济合理”，这或许是个常识。一般来说，绝大多数事都逃不脱“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追求节能的最大化，必然要与其综合效益联系起来考虑。脱离社会发展水平、脱离综合经济效益的考虑，一味的节能或许也会成为负担甚至灾难。

　　这样说，可能有点无的放矢。因为我们的社会远没有到节能过度的程度。但是，需要警惕的，是某种思维上的“天然合理论”。这种倾向，似有端倪。

　　在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方面，有许多只是“比较、权衡、选择”的结果，不必都往道德优劣上靠。什么事都引入道德感、正义说，旁人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只好噤声———因为一有异议，便可能成为“不道德的人”。如此，这话题就成了社会讨论的“禁忌”。“禁忌”多了，对社会的发展未必有好处。

　　20年前，“读书无禁区”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今天，我们还需要说，“讨论无禁区”。

　　很多“真理”其实是不同观点抗衡的平衡点，越过平衡点，企图独擅一方，难免不堕入谬误的泥潭。比如，我们都赞成环保的主张，在感情上，我们可以完全地、无条件地与为环保而努力的人们站在一边。但在理性层面，我们却需要与绝对主义的思维划清界限。因为，这不仅仅事涉环保，而且关乎人的自由权利。

　　《华东新闻》 (2005年07月13日 第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