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河南人，山西是故乡

　　编者按：“河上雨”是本报专为著名作家二月河开辟的专栏。

　　深居南阳20年完成了《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部长篇历史小说后，二月河给自己“放了假”：读书、画画、写字、四处游走，看似悠闲的日子里却又信手写下了许多散文、随笔。“山西情缘系列”便是他成名后首次故乡之行的新作。先睹为快，让我们一起观“河上雨”，感受二月河吧。

　　我是山西籍人。去年、前年吧，在北大百年讲堂和同学们说过一阵子话，有同学当场提问：“现在社会舆论，河南人名声不好，先生以为如何？”

　　其实这问题很好回答的，是个老问题。唐朝的李世民曾对大臣说：“有人跟朕谈起山左、河东人之异同。这话对不对？”说的就是这档子事。本来就说“我是河南人”也没有什么；我的心理语言———自言自语或者心里嘀咕什么事的时候的语言都彻底河南化了，绝不会把“我们”念叨成“俄蒙”，也不会把喝水想成“哈绥”。吃饭穿衣都是河南人的习惯，比方说冬天山西人下身穿的厚，上身宁肯薄一点，利索一点，这是既保暖又好干活的。河南人顾上不顾下，下身单，上身统个厚棉袄。这很适合蹲在墙根晒暖，我也这般如此。倘论起勤劳这一条，山西人似乎强了一点。我有证据：山西有大寨，河南没有。河南的庄稼比山西好种，冬天农闲，晒晒暖很自然，也不是什么大毛病。我回答是：“我不是河南人，我是山西人。”我在“但是”后头做了文章：“我在河南半个世纪，吃的是河南的米，喝的是河南的水，我已经河南化了。今日河南人有难，二月河愿与共患。”

　　但我毕竟是山西人。山西是我祖宗衍息之地，南李家庄喜字院生我的那间房子现在还在的，母亲推磨，用炭在墙壁上练的字不知还在不在？但那地方的地址，肯定是永远存在的。那满山的荆丛、棘丛、核桃、柿树，一层一层连绵向远山延伸的梯田，种植着我对老家永久的怀思与谨念，那些淡淡的，已变得有些模糊的亲人，他们温婉柔脆的“山西话”我还能流利地说出来，一点也不比山西人逊色，我吃老陈醋的水平还能让河南老侉目瞪口呆。

　　我回过几次山西？回忆了一下，一次是1954年，随父母看望爷爷奶奶。那年我8岁，最大的观感与收获：A、老家山多，老家房子窑洞住起来比河南的舒服，炕是热的；B、知道家庭是家族的一个单元，除了父母，还有爷爷奶奶，还有数不清的三服、四服、五服姑姑叔伯姨舅等等……第二次是1960年，此年我15。和第一次的印象差不多。第三次是1966年，彼年我21岁，红卫兵串连。我走道赶了个背集，已经下令停止串连用车，我还停留在阳泉，步行到琐簧，经过平定县城，又到南沟、中阳沟。看亲戚，见表兄表妹，走了一大圈连大寨也没去，就匆匆返回。这一次因是走路，饱览了一路太行风光，我以为太行“就是那样的”———树不多，到处都是黄黄的梯田，围着修得十分结实、弯弯曲曲的石坝，坝沿上没有开垦的小山丘上长满了丛生的酸枣树———它的雅名叫“棘”，是几百年都用来隔绝读书人考场和外部世界的专用树种。但这一条在走路时压根没有想到过，因为那时还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但这一次却强了另一条印象：“老家吃得不好，住得好，没有细粮。”而那热炕的好印象根植入心，闹的我去年还和妻讲，想在河南的家里弄个大热炕———她说“烧煤有污染”等种种问题才息了这念头。第四次是1968年，这年我23岁，是参军驻扎在山西。这个年纪已过了参军的年纪，是偷减了一岁才得如愿的。因为不参军就得下乡。家人和我齐努力规避了后者：那年头当兵和现今比起，不知酷了几多倍。

　　第四次在山西时间最长，是从1967年底到1969年初，两头去掉一年有零，14个月的罢。先在太原，又在大同挖煤。

　　如今，又要到山西了。是第五次，时年59岁。“过九不过十”，妻和朋友们已在张罗我的“六十大寿”了。

　　人，在事业上、功名上有点成就，是不是就特别怀旧？或者说有另一种不能说是非常好的念头？早就有这种说法：富贵不还乡，犹衣锦而夜游———我虽然没有衣锦，至今喜欢穿对襟的老棉袄，但我毕竟有了另一种资本：呀！写《康》《雍》《乾》的二月河，是山西人呐！六十岁了，回去酷一把吧。不然，谁能看见这身老棉袄呢？

　　然而我不能穿老棉袄，因为，一、我不能在祖宗之地炫耀我这点萤虫之光；二、此时是八月，阴历说“七月流火”。

　　纯粹是缘，缘分到，一定会依着它走。

　　2004年7月下旬，我到北京开个会，会前与田永清将军约定，要到山西，要上五台山。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5年07月13日 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