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证的边界与成本（今观察）

　　宋功德

　　纵观各国的听证制度，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哪个时期，听证都必然有一定的边界，既不能太少，也并非多多益善。

　　什么原因使然？

　　听证不能太少。如果立法规定的听证范围过于狭窄，公民的合法权益就很难得到有效保障，行政权就很有可能因此被滥用。

　　听证同样不能太多。举行听证会或多或少地损及行政效率，同时要支付相当的社会成本。还有一些行政决定过程根本就不能公开，比如军事、外交方面的行政行为，以及紧急情况下的行政行为，听证也就无从谈起。更为关键的原因是，听证无论如何只是当事人的一种程序性权利，而非唯一权利。立法必须得对各种公民权利加以平衡，而不能顾此失彼。

　　目前的实际情况是，许多应该听证的事项，比如行政处罚中的限制人身自由等，未被立法纳入听证视野；一些无关痛痒的小事，反而要对付一长串名目繁多的听证会。如此一来，就很容易诱使行政机关在不堪承受听证负担时偷工减料。

　　因此，好的听证制度，只能是一定边界之内的听证。立法在规定听证事项时就要考虑其充分性，以便满足公民程序性权利的要求；又得兼顾其必要性，对于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大可不必兴师动众举行什么听证会，减少社会成本。

　　对于确定了边界的听证，物质保障十分重要：虽然看上去不起眼，但它关系一项制度能否顺利执行。

　　根据目前的法律规定，听证程序所需经费由行政机关承担。在行政经费不足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就会尽量避免启动听证程序；在当事人坚持、法律要求之下，也往往是勉强为之。一些地方，行政机关尽量做出不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决定；如果必须听证，就与当事人达成“协议”，使听证不公开、不让他人旁听等。

　　听证制度的“钱袋子”如何保障？建议在行政经费中设立专门的“听证专项基金”，专款专用，最大限度地保障行政行为少出差错。

　　《人民日报》 (2005年07月13日 第十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