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星杀人事件背后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组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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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13日11:11 新文化报 | ||||
事件不做“砍手党”还是杀了人被开除遭辱骂4把刀砍向主管脖子 7月9日下午,《南方都市报》深圳记者站接到记者傅剑锋的电话。傅剑锋在广西“砍手党”家乡采访时,认识了一个男孩阿星。阿星在7月8日杀人后潜逃到深圳,希望能在记者陪同下去自首。 傅剑锋是在年初去广西“砍手党”家乡采访时认识“乖孩子”阿星的。与那些自小玩大、最终成为悍匪的同伴不同的是,阿星15岁就开始为聚集在深圳的广西“砍手党”做饭,看他们砍人,但从来都不愿加入。 18岁以后,阿星离开“砍手党”,先后在深圳、东莞、汕头等地打工,每日劳作不休,收入微薄,但他很珍惜,从来没参与过一件刑事案件。不过,他此前在接受傅剑锋采访时说:“也许有一天,没有办法也会走上抢劫的道路。” 事情的起因说来也简单,因为老乡家摆满月酒,阿星喝多了旷了一天工,被主管开除了,他的工资也被扣了不给(打工4个月工资有2000多元,可工厂只发给他600元)。8日21时许,他在宿舍收拾衣服准备离开,主管来了,骂了很难听的话。一气之下,他操起宿舍里的4把刀,砍在了主管的脖子上。杀死主管后,他搜走了主管身上的400元现金。 一个不小心我跟他们一样了 “我一直挣扎着想要跟那些老乡朋友(“砍手党”)不一样,不去抢劫,可到最后,一个不小心,我还是跟他们一样了。”阿星说,如果打工一个月可以休息一天,如果一天不是工作12小时而是8小时,他应该可以忍耐下去。他说,他15岁出来打工,永远需要忍耐老板傲慢的眼光和苛刻的条件。他永远都不属于城市。 “我很想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但做人好难,好难啊!”阿星说,他从深圳公明到汕头潮阳打工,是为了挣脱“不良”老乡的影响,但汕头的老乡也很多,这些老乡也影响了他,他砍人时的刀就是一位同在厂里上班的老乡买来放在宿舍准备抢劫用的,“我想挣脱这些老乡,但太难了,我就像在一张网内没法挣脱,但我的老乡也和我一样,也在这张网中,无法脱身。” 在等待警方到来的过程中,一名记者准备回家,此时,一直很镇定的阿星忽然抓住她的手:“姐姐,你就不能陪我吗?”记者哭了,因为他一直不像杀人犯,记者的潜意识里,不相信这个孩子杀了人。 今年20岁的阿星,身高足有1.8米,长得很帅气,单身,没有经历过爱情的甜蜜。“想谈一次,但很怕人家不喜欢我们这样的人。”阿星笑着说。 经过记者的说服,阿星当天晚上就向当地派出所自首了。在派出所内,阿星告诉记者:“我心里很平静,我的投案自首如果能阻止我的弟弟、弟弟的朋友和老乡重走我的路,另外,能引起社会关注我们的生存状态,我就满足了。”但记者注意到,阿星的腿在发抖。阿星说 城市不是属于我们的城里人就是那高楼高到天上去了 记者:你们村里的年轻人都是在外面打工吗? 阿星:都在外面。 记者:阿星,你觉得穷困真的很难让人忍受吗? 阿星:也不是很难。我觉得难忍的倒不是穷。 记者:那是什么? 阿星:只要别人对我好一点就没事。在家里就比较好,每个人都是很好的。 记者:看到城里人,你会觉得自卑? 阿星:我觉得城里人就是那个高楼,高到天上去了,我们在下面仰望,看得帽子都掉下来了,却看不到人家。 记者:你喜欢城市吗? 阿星:这个感情很复杂,喜欢也不喜欢,城市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距离它太遥远了。 那些抢钱的老乡觉得我这样没出息 记者:那些抢钱的老乡为什么看不起你? 阿星:他们会觉得打工只赚几百块钱没出息。 记者:你会受到他们的影响吗? 阿星:我们那里做这个事情(抢劫)的人太多了,没有几个是正当的。 记者:这次被辞了工,你也打算去抢了,对不对? 阿星:可能吧。如果尽快找到工作就不会去抢,如果找不到就可能。说阿星 他们的苦难,也是我们的他给我的感觉是个善良人 我和阿星因为采访“砍手党”而认识,他当时在老家养身体,给我的感觉是,这是个善良的人。但是他当时说的一些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也许有一天,我被老板辞了工,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也许我也会去抢的。当时他说这话的时候,神情非常认真,曾经让我久久难忘并写到了稿子里。 后来他和我保持着联系,我一直试图帮助他就是因为我看到他处境的危险和他内心的挣扎。在和他交往的过程中,我不是一个记者,我是把自己当作一个负责任的人来看。作为阿星,在“砍手党”群体包围里长大的他,如果没有一份正常的合理的工作,是非常危险的。没想到,当初的话真的应验了。到最后,我仍然没有能力阻止悲剧的发生。到现在,我都觉得内疚。 他的悲剧是社会的责任 阿星的悲剧,我非常难过。阿星不是天生的罪犯,而是他生存的环境改变了他。这几个月,我看到了他的挣扎和心理历程。对这么一个人,我们无能为力,当然他的悲剧也不是某一个人的责任,而是我们社会的责任。他们的苦难不只是他们个人的,也是我们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关心他们,因为他们得不到关怀的时候,可能就会去伤害别人,你不去关心他的时候,某一天他的痛苦就会延续到你身上。 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来了宁肯饿死在城里也不回农村了 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纪韶教授接受国家发改委的委托,正在做一个有关农村流动人口的课题。通过近一年的调查,她发现,新一代农民工与老一代有着很大的不同。 这些18岁到25岁的外出务工青年,是现今农民工群体的主流,这些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成长的第二代农民工,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专家把他们的特征归纳为“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我们宁肯饿死在城里,也不会再回农村了。”记者采访过许多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大都给出这样的答案。 农民工城市化的问题出现了 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回家,而城市又不能给他们城里人的待遇;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三高一低”,可谁又能满足这些“廉价的劳动力”的新要求呢? 在从北京到汕头的飞机上,记者看到7月5日的《汕头特区晚报》单是涉及到农民工犯罪的报道就有好几篇。与此对应,当天该报的一版头条《48项目签约总投资额57.6亿》披露,在深圳刚刚举行的汕头投资环境推介会暨项目签约仪式,掀起了汕头新一轮的投资建设热潮。 记者无法估算这总投资57.6亿元的项目总共需要多少农民工。然而,汕头乃至正在高速发展中的全国各个城市,是否真正摸清了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是否将农民工城市化的问题摆在了与招商引资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呢? 不接纳他们就会有人爬进你的家 去年在东莞采访时,记者从当地劳动部门官员那里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天晚上,当地某镇镇长看到自家阳台上有人影晃动,出去一看,一个农民工模样的年轻人刚刚爬上他家的阳台。“你干什么?”“你家阳台上的花很好看,我爬上来看看。”对方不紧不慢地说。“看看花还犯罪?”镇长报警后,对方干脆坐在阳台上不走了。第二天,被警方带走的那人又来爬镇长家的阳台。这回,早有准备的镇长拿着开水瓶往下浇。结果,第三天,这人又来爬了,边爬边说:“开水烫伤了我,要是不赔钱,我天天来爬。”无奈,镇长只好掏出500元钱才送走“瘟神”。 当这个社会遗忘了农村的时候,农民就只有进城;当城里人不能合理接纳、安置他们的时候,他们中就会有人爬进你的家。 “不只是这些问题(指中国城市治安问题),我们担心的是(农村)集体仇恨城市的情绪。”中国社科院教授刘建国在发行《2005年社会蓝皮书》时这样说。 700元招不到人800元就有人排队 广东某制衣厂的张毅生总经理说,去年以来广东出现的农民工荒,并不是农民工就真的少了。事实是,开出700元以下工资的厂子招不到人,而800元以上的厂子就会有好多人排队应聘。 他说,新一代农民工不仅对工资要求高,而且对工作环境、住宿条件的要求都提高了。去年,在工人要求和国际订单的压力下,张毅生的工厂全面引入SA8000国际劳工标准,企业成本为此增加了30%。“现在两个厂的利润刚好能抵得上过去一个厂。”张毅生说,许多小厂已经开始搬离珠三角,迁往广西、湖南这些成本较低的地方。 温总理亲自点题搞清楚农民工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新生代农民工引发的不仅仅是社会治安问题,就连我国引以为傲多年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问题也受到了挑战。这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几天前,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宋洪远说,今年温总理给他们一个最重要的课题是:把农民工的问题彻底搞清楚。 背景“砍手党”来自淳朴小山村 从去年开始,深圳市公明镇出现一个凶残的抢劫团伙,年龄最大的20岁,最小的仅17岁,但就是这些“孩子”,作案手段却很残忍,往往先砍人手脚再抢财物。一年时间内先后作下25宗劫案。 这些抢劫者均来自同一个地方——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深圳民间称他们为“砍手党”。 一名劫犯被抓后交代得干脆利索:“我们村(来广东)的男孩子几乎都在外边抢东西。” 记者半年前来到“砍手党”的老家温江村采访,却意外地发现,村中至今有着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乡风,村民家的房门基本上是随意开着的。2004年,温江村没有一宗刑事案子,天等县自2000年来,年年被评为社会综合治理模范县。据《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