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位亲历者讲述“去大后方”(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13日13:49 新民晚报

本报记者唐宁

　　1937年“七七事变”炮火中，北京故宫的珍宝被装进数千个箱子，秘密送上西行列车；为阻止日寇沿江西犯，8艘中国军舰、20多艘商轮沉入长江；数百家工厂准备迁徙，以保存民族工业的实力；交通运输专家宗之琥的婚宴在炮声中散席；旅美物理学家卢鹤绂飞回广西任教；冯友兰、闻一多、金岳霖、朱自清、吴大猷等500位教授讲师将中华文脉一路播撒……

　　120位亲历者在镜头前讲述，来自大洋彼岸的珍贵史料首度披露，使抗战时期的中国大迁徙得以全面、真实还原。上海电视台制作的15集电视纪录片《去大后方》，震动人心。

　　《去大后方》将于7月18日起在央视《讲述》栏目连续播放。在此我们为读者采撷了其中几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几百万双眼睛看着

　　“几百万双眼睛在天上看着我，很多年事已高的长者在等待我。”这样的感觉萦绕华裔实业家杨麟先生已有很多年，促使他积蓄起非做不可的决心。抗战时期，他跟着祖父走壕沟、过战区，为后方运送棉纱，还热血满腔奔赴前线。动荡的岁月令他刻骨铭心，77岁时他说：“我要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活的记录。”

　　杨麟与电视制片人阮敏多次探讨，如何表现中华民族这一壮美的时刻。15个月前，在又一位大迁徙亲历者去世时，他们组织起以上视记录片编导人员为主力的班底，开始工作。他们定下的创作理念是：“以史实表达文化精英和民众的抗争。”

　　编导李晓、宋继昌在文山图海中捕捉大迁徙的脉络，遴选出120多位各个阶层的讲述者，以抢救活资料的心情和速度，跑遍大半个中国去寻访。最高纪录的一天，连续采访了7个人。受访者绝大多数已上80高龄，年纪最大的105岁。有位讲述人在录完镜头后没多久便与世长辞了。

　　杨麟先生作为投资者、总策划，邀请来国学大师南怀瑾、历史学家唐德刚等重量级人物出镜，两人在讲述时潸然泪下。杨麟还去母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查找影像资料，购买了20多盘专业影带。宋美龄在保育院的讲话、南洋机师、米高梅摄影师王小亭在拍摄四行仓库激战时被别人拍下的精彩镜头等，都是首次在中国电视片中出现。

　　“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去后方，说不尽国破家亡，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走他乡。”国学大师南怀瑾将一支元曲略作改动，成为《去大后方》的主题歌。他更称赞杨麟策划、投资此片，是做了一件大好事，是“民族孝子”！

　　茅以升炸毁钱江大桥

　　“钱江大桥接近完工时，我父亲在南岸第二个桥墩上留下一个方洞，这是原设计方案中没有，也没人知道的秘密，那是准备放炸药的。”茅以升之女茅玉麟的讲述让人惊心动魄。

　　杭州钱江大桥从1934年起建造，到1937年竣工时，日寇已兵临城下。11月17日南京政府下令炸桥，还要炸得无法修复。茅以升忍痛拟定方案，把一箱箱炸药放到了桥墩下，并将100多根引线接到南岸一所房子里。第二天是大桥人行桥通行的前一天，有10万百姓专程前来走新桥，他们不知自己是在导火线上和炸药上走过的。

　　12月23日下午，在桥头已能远远地看到日本骑兵队进了杭州。茅以升下达了“封锁桥面，准备炸桥”的命令。下午5时，1453米的大桥被炸成了6段。此时距大桥通车仅89天。茅玉麟说：“父亲当时对我们讲过，把大桥炸断就像父母亲手扼杀了自己的孩子。”

　　《去大后方》中造桥的画面是茅以升亲手拍摄的。而大桥被炸成6段的镜头是日本记者抢拍的，日寇残忍地“称赞”这位中国桥梁专家“不仅桥造得好，炸也炸得漂亮。”

　　梁思成挥泪送义子

　　梁从诫最初接受采访时，以为媒体又会问其母亲林徽因与徐志摩的爱情纠葛，显得有点烦。

　　然而，紧扣着去大后方的主题，梁从诫打开了记忆之门，讲得异常生动：“我父亲得知北平失陷连夜赶回时，日军司令部的帖子已经摆上案头，但他不可能和侵略军合作，不愿当汉奸，立刻卷起铺盖，带上手提箱，拉着我和姐姐，抛下一个家，就走了……”

　　“艰难的西行途中的一个雨夜，我们听到有人拉小提琴，而且拉的是世界名曲。我们推开门提琴声就停了，是8个穿着军装的空军学员，他们马上腾出一间房来给我们家住，我们和这批空军学员就成了好朋友。航校训练很严格，我记得有的飞行员跟我母亲讲时还掉眼泪。”

　　那8位学员的父母都在内地，他们毕业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把他们看成义子，作为名誉家长，去参加毕业典礼。不久，梁家就接二连三地收到了阵亡通知书，梁思成每次都作为家长悲伤流泪去收尸。中国空军当时驾驶的是民用机改装的战机，学员平均只有6个月飞行寿命，但没有人因怕死而后退。梁从诫说：“拉提琴的黄栋权，是在昆明空战中牺牲的，他被击落以后，尸体都找不全。到了1944年，我们认识的那批空军飞行员，特别是跟我们来往多的那8个飞行员，一个活的都没有了。”

　　李政道西行求学路

　　李政道在纽约的寓所中得知搞实业的表弟杨麟拍起了电视，十分吃惊。自31岁获得诺贝尔奖后，李政道潜心科研，向新领域攀登，极少接受采访。杨麟说服他：“为子孙后代留下那段历史。”

　　这么一说，李政道便爽快地答应，在镜头前讲述从未向媒体披露过的少年往事。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李政道正在现在上海人民广场边租界内的一所私立学校里听课，日本人扛着枪闯进来了。“我跟我二哥商量，决定离开上海。”

　　二哥李崇道那时正读大学预科，两人追赶着西迁的浙江大学。李政道因患疟疾，半途留在赣州读书，那年他刚满16岁。他在那里看到了一本大学丛书讲的牛顿定理，“看着看着，有个地方我觉得不是最正确……”当他把这一发现告诉老师时，却被误认为是疟疾发作。

　　求学路上，李政道给茶馆做过清扫工。敌机轰炸时老板都逃到防空洞去了，他却在机枪扫射下坚持收拾，因为老板答应他可以吃别人剩下的东西。

　　杨麟先生说：“李政道来到重庆，敲开我家大门时，衣衫褴褛，家人还误以为来了个乞丐！在浙大读了没多久，他又跑到昆明，慕名求教于西南联大教授吴大猷。在测试中他连破难关，深得吴大猷赏识，最后把他送到了美国。”

　　《去大后方》的编导们，对赴美采访李政道留下了深刻印象。制片人阮敏说，物理学家待人态度谦和、诚恳，还亲手做红烧肉招待他们。当他打开冰箱，取出一道道准备好的菜肴时，每道菜上都贴有烹制程序的标签，“就像做实验一样。”

　　李崇道在西迁路上考上了广西大学农学院，后来他担任了台湾“农业复兴委员会”会长，他的上下铺同学何康在北京出任中国农业部部长，同班有位梁姓同学也在香港当了渔农署署长。1985年，两岸三地的3个农业领导在香港有过一次私人聚会。杨麟先生告诉记者，表兄曾对他讲述过那次会面的细节：“我们在一个套房中不停地说话，一星期没出过房门。”

　　做中国人很骄傲！

　　“经过14个月的拍摄制作，《去大后方》终于出炉。文化战胜苦难的主题，生动丰富的表述，让观众看到了民族的力量和希望，为之深深震撼。上月，此片未经宣传在上视纪实频道试播，在观众中引起热烈反响。7月下旬，中央电视台《讲述》栏目将连续播放。

　　杨麟先生将DVD光盘赠给海内外朋友，也有许多意外收获。朋友们激动地给杨麟打电话：”我就是当年西南联大校长的女儿，我母亲在重庆自己做糕提篮叫卖的事，我都在场啊！”“我们家当时也在西迁，路上也碰到很多事，你再拍15集吧！”

　　令杨麟深感欣慰的，是一批如他的儿媳妇那样在美国出世的“香蕉人”，看过片子后纷纷说：“做个中国人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为使更多的“香蕉人”看到、看懂这部片子，杨麟正在制作《去大后方》的英文版。

　　那段顽强不屈的日子、坚忍不拔的精神，将在代代相传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

　　大型纪录片《去大后方》中的主要当事人

　　阮敏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