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性、片面性及其他

　　从1950年7月到1951年4月，人民日报派我三到朝鲜，先随朝鲜人民军采访，后随中国人民志愿军采访。文字写了不少，有些当时还得到好评。究竟完成任务没有呢？当时自我感觉是好的，领导也说很不错。特别是第一次，我国仅派出一人，又在南朝鲜新解放区和战区走了一大圈，占有“热点”、“独家”的优势。但是用现在的眼光看看，也许只能得六七十分。第一次与英、法两国的党报记者同行。首次出国采访，三人中我最年轻，自我提醒要发愤，要谨慎。后两次同中国同志一起，记者很多，大家比着，还是信守上述自律。发愤当然很

　　新闻必须真实，在我是天经地义的事。朝鲜人民军、中国志愿军的战斗英雄，中朝两国的抗敌模范，凡是写进文字的，有的是我现场目睹，有的是事后访问当事者所得，有的材料来自烈士、伤员的战友或亲人，都是真实可靠的，没有发现失实情事。但有不足之处。多年来我积累了一个观点：“朴素自生动”，主张新闻作品写人状物，贵在朴实，不必修饰。人、事本身是生动感人的，你老老实实、朴朴素素地写出来，必然生动感人；如果人、事平平，记者却厚施脂粉，西施也会被涂成东施。这个观点一般说不能算错，但我有时强调过头，以致文字干瘪，缺少生气。

　　揭露敌军的暴行，特别是对和平居民的罪行，是经常报道的一个题目，同样求实，绝不渲染。我写的这方面文字，有的是亲身经历（如敌机滥炸），有的是幸存者或目击者介绍（如敌军虐杀），根据都很充分。但有时顾虑多，也束缚了自己的手脚。我曾两次访问新义州：第一次在1950年7月中旬，当时该城已遭几次轰炸，破坏还不严重，气氛紧张，但秩序井然。第二次在1950年12月，这个整洁美丽的江城已被彻底夷平。11月8日，一百多架美国飞机袭击新义州，其中有八十多架Ｂ29重轰炸机。先用烧夷弹轰炸城市外围，烧起一圈大火；然后在市区进行“卷地毯”式的穿梭轰炸，战斗机在城市周边反复扫射，封锁居民外逃道路。参加过卫国战争的一位苏联记者说，新义州被破坏的程度超过斯大林格勒。使用现代技术对和平居民进行如此野蛮的屠杀，是敌军灭绝人性的铁证。我掌握了足够的材料。由于担心客观上夸大敌人力量，造成某种对战争恐怖心理，就放弃了这个证据确凿的“真实”，十分可惜。但这并不是唯一的例子。

　　我同人民日报记者陆超棋同志合写一篇通讯《在汉城》，这是第三次去朝鲜的事。其中有—句话：汉城保卫战是“在最勇敢的人民和最不勇敢的敌人之间发生的”。对敌人作这种一般性的评断，应该说不太准确。这种不准确却以不同形式多次出现在我本人以及某些同行的文字中。朝中两国人民及其部队，以劣势装备、菲薄供应对付仅仅没有丢原子弹的敌人，最后战而胜之，至少是逼而和之，完全当得起“最勇敢”三个字。敌人，在许多情况下可以说它“最不勇敢”；在不少情况下却不应该这样说。我借助翻译同志问过不少美国俘虏，为什么远涉重洋，侵略人口只及你们二十分之一的新独立的国家？他们的答话使我惊奇，不少人并且毫无悔罪之感。有的公然声称，美国有责任有力量充当“国际宪兵”，他来朝鲜是执行“神圣任务”的。有的则毫不掩饰地说，他们愿意打赢这个战争，“由军士升为军官，回家买座房子。”有的说这次被俘“纯属不幸”，因为“美国从来没有打过败仗”。骄狂、无知、贪婪，在美军官兵中不是少数。单兵作战，夜战，近战，他们相当怯懦；一旦“抱成团”，又与现代战争技术和大量钢铁搞到一起，他们的战斗力不能低估，有时还相当顽强，至少不能说那个“最”字。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这个概念在我头脑中相当牢固。在战略上说这是对的，在战术上看来却不能无条件地这么说。但我当时缺少这种辩证法，而有这种误解的恐怕不只我一人。1951年3月2日，《人民日报》一版登了一个材料：“在（朝鲜）龙源里战斗中，英雄的郭忠田排，一个排对美国兵五百余人，与敌人大量飞机坦克激战竟日，自己无一伤亡，夺获大炮六门，汽车五十八辆，歼灭敌人七百余名。”这个材料当然是要告诉读者：我军十分英勇，敌人过于无用，是“最勇敢”同“最不勇敢”的一次较量。这个材料并不出自新闻记者之手，可见“纸老虎”观点影响很广。材料所说我想是真实的，在朝鲜早就听到了。但我可以肯定，材料即使真实，说得也不全面、不清楚，一定有什么很重要的东西漏掉了。彭德怀同志在朝鲜讲过这样的话：新闻要合乎事实，合乎实际情况，不能夸大，不能片面。比如，我军一个排歼灭敌人一个排，自己没有流血。你这里没有流血，是因为别人那里流了血。片面写不流血，会引起轻敌，失去教育意义。“敌人这样好打，还抗美援朝干什么？”彭总的话一针见血。我个人的看法，出现这类纰漏，有片面性作怪，也有怕犯错误的潜意识的干扰，至少我个人是这样。可见坚持真实性原则，既需要“水平”，也需要“勇气”。

　　也是多年老习惯：记者一般是写新闻写通讯，不写或少写评论，国际事务，特别是涉及友好国家的事务，更是记者个人评论的“禁区”。这里有记者素质不高的因素，也有体制的原因。我在朝鲜洛东江前线采访时，精神特别亢奋。朝鲜人民军指战员作战英勇，视死如归，令人感动。但敌人有钢铁围成的纵深阵地，有制空权和制海权的有力保障，以人民军当时的兵力和装备，想把敌人赶下海去是不可能的。这个仗如何打下去？我很有些话想说。但知识准备不够。中朝、中美关系略有所知，朝美关系全然无知。也曾想到在这战局僵持的背后，美国必然准备什么新动作，点它一下有好处。但因独处一隅，资料缺乏，无法作出判断，最后只好带着大包材料回到汉城，继续进行南朝鲜新解放区的采访。以我当时的功力，固然不可能写出合格的评论，以我们国家当时的习惯作法，即使写成了也恐难发表。所以提高记者素质，改革新闻工作体制，在我们一直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朝鲜“三八线”以南广大农村，土地集中，地主剥削极为残酷，农民盼土地如早年望云霓。可能因为是在战争时期，形势要求速战速决，当地的土地改革一般都在十天左右完成全过程。得到土地的农民欢天喜地，我写了文字鼓吹、歌颂。但是这样由上而下的快速发动，能否巩固土改成果？这种群众斗争如何同解放战争密切结合？我都有些看法。在客观报道的同时，应该说可以委婉地作出某种议论。当时领导土改的基层干部，有的就是太白山（纵贯朝鲜半岛南北的主要山脉）游击战争的指挥员，对上述问题也有值得重视的看法，适当加以介绍，就是很好的评论。我又是考虑朋友关系过多，忍痛放弃了。同一些国家的记者比，在报道中作评论，一直是我们的薄弱环节。解决这个问题，离不开体制改革，但主要依靠人员素质的提高。近几年不少中青年记者在这方面有所突破。这个问题的解决，看来并不像过去想的那么难。

　　第一次去朝鲜，缺乏经验，时间仓促，从准备到成行，仅一个多星期。物质准备极简单，作了两套适合战地穿着的服装。当时服装店老板闲得发慌，一昼夜准时交货。主要是知识准备：翻古籍，找材料。临时抱佛脚也有用处，第一篇通讯《美丽的河山勇敢的人民》就用上了。火车过新义州——平壤间的清川江时，我想到隋炀帝侵略朝鲜，在此大败而归；看到居留朝鲜的华侨向火车上的人民军战士热情欢呼，想到国际主义的新时代。都写了，可惜太简单。我知道中国封建王朝三次侵略朝鲜，知道中朝两国一再合力抵御日本侵略，知道当代两国志士仁人并肩革命半个世纪。可惜这些反映两国关系历史发展和两国人民革命情谊的材料，我都没有充分运用。因为有顾虑，怕太长，怕离题。我写稿编稿崇尚精练，这当然不错。但精练和丰满并不矛盾。如果把多方面、多层次说明主题的材料通通砍掉，那就不是割盲肠，而是切大腿了。

　　抗美援朝战争产生的新闻通讯、报告文学数以千计，最出色最具魅力的，当推魏巍同志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优秀报告文学对志愿军的伟大形象和精神世界作了深刻剖析和生动描绘，使读者自然而然得出结论：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这样好的文字不出于数以百计的专业记者之手，而出自为数不多的部队作家，值得我们深思。

　　在志愿军三十八军，我同魏巍一起工作过不长的时间。魏巍熟悉部队，热爱战士，积十多年生活（从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把革命战士的思想感情、音容笑貌“吃透”了，并以高超笔力，写就如此出色文字。在一起生活期间，我只见他调查、笔记、出神，想是揣摩、思考，但未见他着手写作。看来是在回国以后，酝酿成熟，精雕细刻，“用最能代表一般的典型例子，说明本质的东西”。这个“本质的东西，就是对于伟大祖国的爱，对朝鲜人民深刻的同情，和在这个基础上的作一个革命英雄的荣誉心”（这里引的话，是魏巍对记者谈他写作此文的经验时说的）。这是记者的路子，更是作家的路子。这中间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很多，最重要的我看是满腔热情当小学生的精神和极为认真、精益求精的态度。

　　人民日报先后十几个记者到朝鲜，没有写出这样的好文字。从根本上说，是功力不深，又缺乏写作“传世作品”的雄心；对记者工作的理解，我看也有不全面处。我们奉行用最快的速度报道最有意义的事物的原则，这本是对的。但不能把时效和精深对立起来，片面追求时效而轻视质量。在朝鲜战地，通讯极为困难，记者的文字只能托便人带到北京或者安东。常常是中午得悉有同志黄昏出发回国，立即卡时间赶写文字，因为延误一两小时，就可能推迟十天半月。有引擎催人之急，无文不加点之能，文字往往流于粗陋，有时甚至不能充分体现本人的水平。其实当时写作的通讯，多数并不具备新闻电讯要求的时效，为早几天发稿而影响质量，不能说是合理的选择。

　　这篇短文主要写我在朝鲜战地采访期间的阙失和教训，兼及新闻工作中个人想到的一些问题，毫无否定当时新闻报道巨大成绩之意。那成百成千篇反映中朝人民军队英雄业绩和精神风貌的新闻作品，激励、教育几亿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当代人，也为后人留下珍贵的历史纪录。它的作用，其他式样的文字并不能代替。

　　摘自《李庄文集》

　　作者：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