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眼】一记耳光后，当代儒学“热”该冷静了

　　【编者按】

　　一段时间来，轰轰烈烈的儒学“热”扑面而来，热闹的喧嚣中，却有一位因儒学研究闻名的教授撕坏了道德文章，霎时间，儒学的圈子出事了，挨上了一记响亮的耳光！其场景如同一个盛大欢乐的晚宴上，一个人突然砸破了窗户，巨大的响声令周遭顿时失声。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当今的儒学“热”做一番冷静的思考，现代社会借儒学之名，究竟想要从中得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郑家栋因两年携六“妻”出国，六“妻”皆一去不归，而涉嫌“人口走私”，日前被刑事拘留。看热闹的人没完没了、不愿散去，是因为他不是一般普罗大众，而是哲学教授；还不是一般的哲学教授，而是以新儒学研究闻名的教授。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认为人归人，学归学：“人们尽可以对当前的国学热，对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对儒学的作用发表意见和争论，但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让郑家栋事件和我们的文化讨论发生关系。研究某种学问，信奉某种教义的人何止千万，其中难免有在道德、操守等方面不合格者或一时失足者，如果个别人的劣行可以伤及那门学问、那种信仰，那么世界上将不会有任何学术和信念存留。任何事业、任何活动都有不良分子杂入其中，出了郑家栋事件，儒教一如既往地仍然为儒教。”郑家栋失足与儒教无关

　　北京教师肖淑珍认为：后世研究儒学的人，不全是身体力行儒学基本信念的“君子儒”。现在的儒学研究，多强调从现代性上对它做“学理”上的探究，从社会政治层面审视它的现代合法性，郑家栋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出色。而也正是对学理的“科学”追求，使他们忽视了作为儒学精髓的个体的最基本的“人性”。将学理与为人道德分开，似乎显现了学术研究的客观和理性。关键是，如果是别的学问倒也罢了，恰恰儒学本身是注重道德体验和道德实践的学问。不要扯上学理做遮羞布

　　儒学是“身心之学”、“安身立命之学”，儒学这门学问的全部特殊性在于，它包含了一套价值信念的传统学派，

　　在漫长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它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联系在一起。它已经不单纯是一门学问，而且还和个人德行的修养，乃至经国救世的要求或想象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它远远超出了学科范围，变成了对于人的一种要求，涉及民族未来的期盼。把儒学从儒学家手中解放出来当代重拾儒学，究竟要得到什么？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里最为耀眼的、无可取代的精神传统，重拾与复兴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今人对于儒学，首先可以进行学理研究，再来可以冀望于一种生活态度或思维方式的养成，更深刻一层，可以用之来规范价值观念与伦理道德。

　　但是从目前来看，当今社会的儒学“热”，似乎仅限于一些形式的铺垫以及某些学者的学理研究，还并没有达到规范道德这一层面，甚至有些时候被简单化为纯粹的文化作秀，或被利用来以传统文化之名而行“政绩工程”。

　　郑家栋事件提供了一个最新例证：国学（以儒学为主流）研讨，既不足以内在提高个人的伦理意识，更不能外在规范个人的道德实践。于此，可以对当前的国学热有一个简单直接的判断：倡导国学，假若目标限于强化知识界的专业学术水准，或增进大众的古典人文素养，那也不无微劳；但若想借此提升国民道德或复兴社会信仰，则不独徒劳无功，更会使国学变成思想上的行尸走肉；假如欲图将国学作为意识形态，作为“盛世”图腾，那么国学也就更不成其为国学，而沦为花瓶式的文化赝品。儒学，一旦当作一种手腕，一种工具，为世态作粉饰，为治道作点缀，那它就真的可能成为我们时代的“文化口红”了。打在知识分子脸上的一记响亮耳光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指出，上世纪90年代初国学热时兴了一阵，马上被打压下去，原因是有人（尤其是儒学研究队伍内部）对国学热的所谓“意识形态动机”大加追究，而不是从学理方面提出了疑问与批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以为，艰苦、长期、低调的文化建设而非张扬、鼓噪，是复兴国学的建设性道路。儒学在当代社会如何做好道德文章？

　　儒学的开展，应以儒学自身的特质为起点，以兑现对生活的庄严承诺为旨归。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儒学生命得以开展并生生相续，其前提是当今的儒学宣传者、研究者和崇信者应能自觉把握如下三个向度。

　　其一，生活的向度。所谓生活的向度是指儒学应全身心地投入生活，与人类的实践生活保持连续性对话和互动。生活的向度是当今儒学开展的基本向度。儒学生活向度的选择，乃是儒学的价值诉求所规定的。传统儒学有一个基本主张，即“内圣外王”。“内圣”就是修身养德，要求人做一个有德性的人；“外王”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的统一是儒家学者们追求的最高境界。

　　其二，批判的向度。所谓批判的向度是指儒学所具有的批判功能和品质。比如，孔子“复礼倡仁”，不仅是对“礼崩乐坏”社会情状的批判，对社会秩序混乱和民众品性下滑的担忧，同时也饱含着建构新的社会秩序和提升民众品质的强烈渴望。所以，孔子儒学的展开，实际上是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是对百姓生活、生命的深情关爱。也就是说，孔子儒学是富有批判性的。

　　其三，信念的向度。所谓信念的向度，是指儒家学者对儒学应具有真挚的情感。在历史上，确实有某些儒家学者对儒学是缺乏信念的，儒学对他们而言只是通向仕途的敲门砖。章太炎先生所批评的趋炎附势、投机钻营就是指那些打着儒学的旗号招摇撞骗的小儒、腐儒。儒家思想中负载着强烈而执着的信念。孔子告诉学生，获得儒学之道是最为神圣的，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则成为宋明儒者的普遍信念。而且，儒学对义利、公私、理欲关系的处理，也都充分展示出儒学的信念向度。遗憾的是，在当今的儒学研究中，这一向度显得有些匮乏。因为儒学研究话语被西方化、儒学的范畴命题被分析化、儒学的思想被学科化之后，儒学被切割得七零八落。而由于儒学研究者的职业化身份，研究儒学在很大程度上追求的是学术价值，而所谓学术价值的高低是以西方学术范式为标准，所以如果儒学研究者要服从所谓学术价值，那在他的儒学研究中就很难保持对儒学的信念。儒学研究缺失了信念向度，儒学的当代开展就难以获得成效。儒学当代开展的三个向度传统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比儒家宽泛得多

　　当前社会流行的一种看法或做法，就是把传统文化放在儒家文化的层面上来表述，似乎二者可以等量齐观。这种观点抽象看来颇有道理，但仔细分析却十分片面，因为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传统文化的外延显然要比儒家文化宽泛得多，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而儒家文化则仅仅是民族思想文化形态中的一种而已。传统文化除儒家文化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法家文化，墨家文化，名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就儒家文化本身而言，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也大量融汇、吸收了其他各种不同的思想文化内容，从而丰富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如荀子之集成百家，自成一系；董仲舒之重儒家、阴阳家，自立一说；宋明理学家更是融释、道于一身，终使儒家达到较完备的形而上理论形态。因此，传统文化不是静态的存在，而是动态的观念；不是静态的积淀物，而是动态的价值取向。所谓传统文化不仅仅意味着“过去存在过的一切”，其更深层含义在于：传统文化是一种观念，是一种价值取向，是肇始于过去融透于现在直达未来的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

　　现代人提出复兴儒学，实际是传达了一个美好的愿望，美好的东西是值得并且应该传承的，传统文化的活力不在于“仿古”，而是活生生的东西，其价值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希望有更多的、更广泛的传统文化的精华与亮色留下来。

　　作者：人民网评论部策划编辑：王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