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反右和“文革”的狂澜

　　1956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新闻改革，到次年戛然而止；反右斗争和“大跃进”迅速兴起。

　　在这之前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党领导的新闻事业在探索中前进，小有成效，但是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和“大跃进”违背经济规律的失误，给新闻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冲击。那个年代，报纸由于身陷狂澜，推动了当时的社会运动。虽然1960年以后，党改正了一些“左”的错误，新闻工作一度有所进展，但是仍未能从根本上纠正过来。

　　更为严重的是，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十年动荡的时局后，“左”倾错误演变成全局性的泛滥。这一时期，中国媒体纷纷停业，报刊数量锐减。期间的幸存者也被“造反派”占领，成为斗争的工具，假新闻、“假典型”频频在报上出现。新闻事业在这十年间受到了摧残与重挫，成了历史的伤痕与殷鉴。

　　5.1 大鸣大放和反右斗争

　　1956年之后，中国大陆报业已完全实现公有化，报道方式也有新的突破。1957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并于次日发表社论《为什么要整风》阐释这次整风的目的、意义和方法，要求广大群众响应中央号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批评与建议，这一做法在当时有一专有名词，即“鸣放”。所谓“鸣放”，开始于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之后，指对自己或他人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党中央认为这种方法可以帮助整风，于是“整风”和“鸣放”就成了新闻报道的中心。

　　整风运动开始后，各界人士（包括民主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借“大鸣大放”对中共领导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在5月8日到6月7日期间，“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接到指示后的《人民日报》及各地党报客观地报道了各界整风谈论会的情况，“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1]“引蛇出洞”手段的利用，使反右倾斗争升级，部分提出批评意见的人士被划为“右派分子”，新闻界的斗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行。

　　新闻界在报道整风的同时，也就自身工作开展了“鸣放”。5月16日至18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北京大学新闻专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联合召开新闻工作座谈会，与会者力图积极“鸣放”陈述己见，提出了许多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上的问题，如党报的性质和新闻自由等。王中认为，党报应具有“工具性”和“商品性”，不应成为“布告牌”、“留声机”和“翻版书”，提出党报应该办得更加贴近民众。还有人在会上提出让其它党派多办通讯社和报纸，提高新闻工作者的地位，以及尊重解放前的老记者。此外，会上也出现了一些激烈言辞，如办“同人报”[2]、“改变社会制度”、“轮流坐庄”等。

　　一直关注新闻报道与新闻界动向的毛泽东，指出了右派的问题，并指示：“我们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这一指示为接下来的反右斗争预留了伏笔。5月14日，毛泽东曾撰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认为党内的一些修正主义思想者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事业的区别。

　　5.1.1 重点攻击《文汇报》

　　《文汇报》是经过改造后成为人民报纸的报刊之一。反右倾斗争开始之后，该报成为报界攻击的重点。原因包括以下几点：

　　一、1957年初，该报为贯彻“双百”方针进行了一场关于电影问题的讨论，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意见，刊登了《电影的锣鼓》（转载自《文艺报》）以及《为了前进》两篇文章，被认为是对右倾的试探。

　　二、 对于“大鸣大放”，《文汇报》主张“把鸣放的重点放到基层中去”的观点，被认为是“唯恐天下不乱”、“向党猖狂进攻”。

　　三、 该报报道“北大民主墙”，宣传“海德公园”式的民主，被批评为“为右派分子张目”。

　　四、 该报对中国人民大学在鸣放中的偏激批评，被说成“造谣诬蔑煽惑人心”，要“推翻共产党，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五、该报发表著名诗人流沙河的组诗《草木篇》，引起不少批评，此后《文汇报》又发表访问记《流沙河谈“草木篇”》，报道流沙河的意见。当时，流沙河及访问记的作者都被划为“右派分子”。

　　六、该报的编排方式也引起争议，《文汇报》在对“大鸣大放”报道的编排上突出了一些偏激的意见，反右派人士认为，这充分表明“新闻编排上的极其鲜明的反动性”。

　　七、 对“左叶事件”的报道，应是引致攻击的最大原因。

　　是年4月1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在北京参观全国农业展览馆。当时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负责维持秩序，与现场采访的记者发生口角。5月7日，《中国青年报》发文《部长助理与摄影师》，批评左叶，但未点名。5月8日，《文汇报》发表北京专电《新闻记者的苦闷》，点了左叶的名。同日，该报还发表社论《尊重新闻记者》。10日《人民日报》副刊发表讽刺诗《官僚架子滚开》、小品文《要学会尊重人》和漫画。11日，新华社就此事发了通稿，许多报纸都发表了消息和言论，要求尊重记者。

　　然而，6月8日，《人民日报》就一封恐吓信事件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斗争由此登上历史舞台。14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点名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称两报已在短期内成了走资派，“利用百家争鸣和整风运动，发表大量带煽动性的报道”。《人民日报》等党的机关报在斗争中充当喉舌，“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被当作“群众斗争的形式”，成了新闻报道的热点。

　　此后，《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立即进行了检查。前者发表自我检查的社论《明确方向，继续前进》，后者则以“本报讯”的形式报道该报社务委员会举行会议进行初步检查的情况。

　　反右派开始以后，有关“左叶事件”的报道被指失实，是右派“利用这个事件向我们的党和国家猖狂进攻”。后来，批评左叶的有关报纸和个人，纷纷做了自我的公开检讨，最早报道和讨论此事的一些编辑、记者被划为“右派分子”。

　　6月24日至8月中旬，第二次首都新闻工作座谈会召开，是新闻界反右斗争的一个重要阵地。会上批判了新闻界的一些重要“右派分子”，对参加第一次座谈会的一些人及其发言进行了否定，进一步扩大反右斗争。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见附录三），指出文汇报“根本上没有作自我批评”，反而“替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社论指出，《光明日报》的工作人员“严肃地批判了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的方向错误”后“立场根本转过来了”，“新民报犯的错误比文汇报小，它一发现自己犯了错误，就认真更正”。社论认为《光明日报》和《新民报》改正了错误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报纸，而《文汇报》仍在走资产阶级方向的老路，断定《文汇报》有一个“民盟右派系统”，即“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把报纸的政治方向定位于“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另外，此“七一”社论还评价两次首都新闻工作座谈会为“一次否定，一次否定之否定”，评述全国反右斗争形势，提出了反右的政策和策略，把全国的反右斗争推向高潮。

　　自《人民日报》点名批评了《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后，一些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公开检查自己在整风鸣放中的问题，包括《中国青年报》、《大公报》和《北京日报》等，新闻界的反右斗争普遍开展。《人民日报》从6月11日至9月底，报道的新闻界“右派分子”就有104人，其中总编辑5人，副总编辑11人。[3]8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使斗争深入，再深入！》，在反右斗争已经扩大化的情况下，仍继续号召深入斗争。全国新闻界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中，绝大多数在1978年以后得到了改正。

　　这场激烈的政治运动，仅仅持续了两三个月；对于右派观点的批判，则一直持续到1958年上半年。此时的新闻被赋予了越来越“左”的含义，如阶级斗争的工具、政治的工具等，探讨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主张和设想，以及1957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新闻工作者座谈会，都被反右斗争压了下去，被批为“摆出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许多新闻工作者、新闻学者（如王中教授），都成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的牺牲品；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则包括《文汇报》的徐铸成、浦熙修（副总编辑兼该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等21名新闻工作者。

　　5.1.2 大跃进与中共党报

　　1957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经济战线形势大好，党内“左”的思想亦进一步发展，认为要打破“常规”，寻求“巨大的跃进”。在急于求成和夸大主观意志的冒进风气中，“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于1958年草率登场。

　　这一时期窒息的新闻氛围使新闻业非但不能按照本身的规律发展，甚至不比1957年以前的水平。1958年，新闻媒介成了推动“大跃进”有力的工具。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乘风破浪》，提出：“我们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它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再用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且超过美国”。2月2日，该报再发出社论，号召：“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4]12日，《人民日报》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闭幕发表社论《一次争取大跃进的大会》，提出“争取在3年内使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国随即掀起“大跃进”的高潮。此后党报的报道版面强调“快”。

　　《人民日报》6月21日的社论《力争高速度》，认为“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甚至强调“加快建设的条件是客观的存在，问题是我们自己究竟想不想快，要不要快”。此外，党报在对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报道上，大放卫星；在人民公社化的宣传上强调人民公社即向共产主义过渡。诸如此类的报道和宣传，几乎遍布各领域。

　　党报在整个1958年的宣传报道，以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中心，假新闻、假照片充斥版面，声势大、变化快、调子高成为“大跃进”宣传报道的基本特征。尤其是不少有权威的党报，脱离了客观实际，违背了新闻规律；不正确分析客观事实引出科学的结论，而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例如《人民日报》在一些报道中说：“思想解放无边无岸”，“异想就能天开”，“国民经济的发展，主要的不决定于这种或那种的条件，而决定于人，决定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不是鼓足干劲，是不是力争上游，是不是事事多快好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其中最典型的论述。另外，一些省级报纸也向民众灌输“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到，一定能做到”这种不切实际的思想。

　　全国各条战线“大跃进”形势迅猛发展，新闻界对“大跃进”的宣传也向高潮推进，“左”的宣传更加突出，主要表现在宣传生产建设成就方面的浮夸风、宣传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政策理论宣传方面的片面性三个方面。[5]

　　在报道“大跃进”的过程中，新闻界得出结论，认为只有自身“大跃进”才能更好地宣传“大跃进”。1958年2月27日，《人民日报》举行了“大跃进”动员大会，会上宣布了《苦战三年的工作纲要（草案）》，号召编辑部全体工作人员苦战三个月，使报纸面貌一新；苦战三年，使该报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党中央机关报、全国人民爱不释手的精神食粮。纲要于同年8月初正式公布实施，强调：

　　社论也应贯彻“大中小同进并举”的方针。人民日报每月应该有四篇至八篇理论性很高的社论……编委会的成员每年至少写出这样的社论两篇……应该有更多“中小型”的社论……争取每天都有，其中质量较好、得到一般好评，应占十分之三到十分之五……使人民日报在东方问题的宣传方面，成为一个最有权威的报纸……千方百计地利用广大读者的来信，使读者来信真正成为丰富报纸内容的源泉，每月争取利用读者来信600件至1000件……消除报上的错误……报纸的文风要有一个大跃进，一切文章都要达到准确性、鲜明性和生动性的要求……应坚决挤出篇幅来刊登一些文艺性、科学性和知识性的多种多样的品种……努力使人民日报的副刊在内容上和形式旧都成为全国最出色的副刊……使人民日报成为全国印刷最好的报纸……[6]

　　此后，在《人民日报》的带动下，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各级报纸相继制定类似的工作草案，开展同类活动。在新闻业务工作的“大跃进”中，广大新闻工作者迸发出雷厉风行的革命干劲，是可贵的。但是在“大跃进”的大环境下，单凭主观意志、盲目乐观地发展新闻事业，以致新闻报道夸大、失实，最终严重损害了新闻的公信力。

　　“大跃进”期间，新闻工作出现严重“左倾”，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1958年杪，纠正“大跃进”错误的苗头刚起，很快就被次年夏开展的反右倾斗争再发展起来，直到1960年冬才停止。1959年，新闻界受到高姿态的批判。1960年后，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充实、巩固、提高”，新闻报道也进入了调整期。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新闻学又开始研究一些问题，报纸改革了内容、表现手法及版面安排，消息、言论开始转向真实，副刊也比较活跃；但新闻学的研究仍流于肤浅，新闻改革也只限于一些枝节。对于新闻制度等问题，人们仍旧诚惶诚恐，不敢越雷池半步。

　　报界在“大跃进”中的“左倾”并没有使报业发展停滞。这期间的晚报、农民报、企业报和少数民族报等，都取得了发展。晚报业在原有的《新民晚报》和《天津晚报》的基础上有所扩展。1957年10月，《羊城晚报》在广州创刊，作为《南方日报》的辅助和补充。1958年3月，《北京晚报》创刊，为小型综合性晚报。此后至60年代初，又有一些晚报出现，其中大部分是市委机关报由日报改为晚报，包括《长沙日报》改为《长沙晚报》，《西安日报》改为《西安晚报》，《沈阳日报》改为《沈阳晚报》，《南宁日报》改为《南宁晚报》，《成都日报》改为《成都晚报》，《合肥日报》改为《合肥晚报》，《南昌日报》改为《南昌晚报》，同一时期创刊的报刊还有《武汉晚报》、《郑州晚报》等。60年代前半期是各省农民报兴起的时期，中共陕西省委恢复出版了陕西农民报，北京、山西、安徽、江苏等省（区）都出版了农村版。

　　这个时期的政治期刊也有较大发展。1958年6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红旗》杂志在北京创刊，总编辑为陈伯达。它是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出版的中央理论刊物，初为半月刊，后改为月刊；发刊词声称，要“密切地联系群众”，“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红旗》杂志在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一个理论刊物。其后，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创办了一批各自的政治理论刊物。

　　在地方党委主办的政治理论刊物中，北京市委的《前线》杂志是影响较大的一个。该刊创办于1958年11月，由邓拓主编。《前线》的《发刊词》写道，建设社会主义既不能右倾保守，也不能单凭主观的热情，盲目地蛮干。不能感情用事，不能凭灵机一动的本能办事，不能按照片断的材料和表面现象办事，更不能像风筝、氢气球一样，随风飘荡，跟着空气办事。总之，不能违背客观规律，任意乱干。如此针砭时弊的精辟言论，在当时“大跃进”的年代无疑是盛世危言，可是这些言论在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却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1966年5月18日，邓拓成了全国口诛笔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在文革的批判声中含冤去世。

　　5.2 “文革”令报业窒息

　　自六十年代中起，“文化大革命”横扫落叶般在全国各地起舞，导致新闻事业经历了大灾大难的十年。

　　5.2.1 报业发展困难重重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署名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攻击《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这篇文章遂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后来，北京《解放军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分别转载此文，旋即引起了热烈的公开讨论。姚文元文章的发表，在学术、文化界引起思想混乱。

　　1966年2月3日，由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学术批判中出现的问题，整理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提出“在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等问题。这个提纲随后遭到了毛泽东的明确否定，直斥中宣部、北京市委包庇坏人。

　　1966年4月18日，由于“全国学习解放军”热潮而拥有很高威望的《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利用解放军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公开号召开展“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造成很大的影响。同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还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516通知）要求彻底批判文化领域各界（包括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和“反动学术权威”；批判和清除混进这些领域以及共产党、政府和军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5月4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对邓拓、吴晗、廖沫沙所谓“三家村”进行批判，成为中国当代新闻界的一大冤案。

　　《人民日报》是党的中央机关报，然而，从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516通知》的传达都没有在第一时间发布，处于被动状态，往往跟在别的报纸后面转载重要文章。5月初，迫于压力，《人民日报》每天用4个版的篇幅宣传“文化大革命”。就在对“三家村”批判不断升温的气氛中，中共北京市委被改组，新闻界的夺权亦首先从吴冷西领导的《人民日报》开始。1966年5月28日，根据毛泽东的部署，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宣告成立，陈伯达任组长。5月31日，中央宣布以陈伯达为首的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控制了该报的领导权。陈伯达改组报社的班子，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宣传部，左右全国的舆论导向。其后不久，工作组还控制了《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实际运作。至此，文革中“两报一刊”的宣传机构形成。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向全国下达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动员令，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已在我国兴起……（号召民众）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的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7]从此，《人民日报》的地位大变，不再处处被动，摇身一变成为“中央文革”左右全国舆论的宣传机关。

　　同年6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中共北京新市委（旧市委已被打倒）的决定，撤销《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原编委会及范瑾的社长职务；同时宣布新的编委会成立；撤销《前线》编委会，并将该刊停刊整顿。

　　文革初期，《人民日报》利用其影响力和权威，支持“造反派”，贬斥异己，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同时鼓吹“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等“斗争哲学”，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斗”。此外，“两报一刊”还极力推崇大字报，称之为“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由于这些报刊不断为“造反派”造势，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深入。

　　在舆论的推动下，年轻学生首先起来“造反”，走上街头“破四旧”，打砸抢，抄家，随意揪斗人，学校以及许多单位的党组织在“造反”风潮中瘫痪，广大干部、教师受到冲击，人心惶惶。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党培养出来的新闻干部被揪斗，被打倒。许多新闻单位的领导，被“四人帮”培植起来的党羽取而代之。中国新闻界面临了空前的灾难。

　　1967年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纸问题的通知》，其中提到省市报可以停刊闹革命。3日和4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先后被造反派接管，为夺取上海市党政大权的“一月风暴”拉开序幕。《人民日报》于1月9日发表社论《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高度称赞两报的夺权是“文化大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号召国内其它新闻机构学习。于是在林彪、江青等策划下，新闻界的“夺权”之风迅速刮遍全国。国家法律允许出版的报刊杂志遭到冲击，绝大多数陷于瘫痪。一年多的时间里，原省、市、自治区的机关报都改为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报，有的改了报名，有的重新编号出版。1968年9月1日，陈伯达、姚文元组织炮制了全面否定建国以来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的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以及《红旗》杂志上发表，新闻界所受的破坏进一步加深。

　　为此，华夏报纸数量骤减，据统计，1965年全国邮局发行的中央及地方报纸共413种，1966年降为390种，1967年降为334种，到1968年底，全国报纸数量仅42种，全国性报纸只剩下4种，降为历史最低。1965年全国邮局发行的中央级和地方级杂志共有767种，1966年降为248种，1967年仅有102种。

　　“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把新华社的干部称为“一筐烂西红柿”，说人民日报社的干部有“一股邪气”，《红旗》杂志社的干部都应该“用铁扫帚扫出去”。给报社写稿的作者队伍，被诬蔑为“踏进新闻界”的叛徒、特务、三教九流、“牛鬼蛇神”、封建遗老遗少、资产阶级学者权威；被陈伯达统称为“反革命打手”。

　　新闻界的“夺权”斗争，搞垮了新闻工作者队伍，打乱了新闻工作者的思想；使中央文革小组控制全国的报刊，操纵舆论工具，狂热推行极左路线得到了组织的保证。

　　“文革”小报

　　新闻界“夺权”发生以后，由于党、政、军、文化机关出版的许多报刊纷纷停刊，而随着革命组织内部分为两大派，他们为了扩大影响，因此创办了一大批“文革小报”和“红卫兵小报”，仅北京地区就有“文革小报”800种以上，全国则有几千种之多。

　　这些小报开始是油印，后来大都发展为铅印，先在学校、机关、工厂内部派发，后来逐渐向社会发行，印数为每期几千份、上万份，乃至几十万份不等，多为不定期刊，随出随停、随停随办。据北京业余集报爱好者何理手存样报，以及他在北京几家主要图书馆的调查，迄今已见或有确实记载的北京地区的“文革小报”近1000种，约计8770期。全国出版的“文革小报”（铅印或胶印）超过6000种。[8]

　　小报的主要内容也是鼓吹“造反”，一般较少刊登新闻，主要靠刊登内部揭发材料和“首长”，攻击对立帮派来吸引读者。由此可见，这些小报是党同伐异的工具，互相攻讦、谩骂，为维护各自组织的利益，肆意刊登假消息歪曲事实。中共“九大”之后，各派的“大联合”以及基层领导班子的建立，使得小报数量逐渐减少。

　　从1966年夏至1968年秋小报活跃期间，《人民日报》多次转载小报编辑部、小报记者撰写的文章。为了加强对小报的引导和控制，中共中央于1967年5月14日发布《关于改进革命群众组织的报刊宣传的意见》，肯定了革命群众组织编印的各种报刊、传单在宣传战线上起了重要作用，针对这类报刊在宣传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提出来具体的政策规定，包括强调小报的“政治方向”等。

　　小报是传播“文化大革命”运动信息的重要媒介，由于它专门刊登大报和电台不予报道的消息，因而格外受到群众组织的重视。小报又是群众组织用以扩大自己社会政治影响力的重要工具。

　　5月14日的中央文件发布以后，文件所批评的小报存在的种种问题，并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有些问题相反地愈演愈烈。随着各种群众组织的解散、解体，他们主办的“文革小报”方才随之消失了。

　　扭曲“党性原则”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事业，经过长期锤炼，形成了固有的传统，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党性原则”。共产党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党性和群众性是统一的、一致的，党的新闻事业就是人民的新闻事业。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党内不正常的政治环境，特别是“四人帮”的操纵权术，“党性原则”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扭曲。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领导干部开始，完全违反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反映了当时中央的政治步调。尤其是经过了新闻界的“夺权”之后，一大批坚持真理、熟悉报刊“党性原则”的领导干部，以及一大批新闻干部被逐出新闻单位，其后掌控新闻舆论机关的投机分子，严重践踏了人民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

　　“两报一刊”的社论、编辑部文章，成为统一全国舆论和号令全党全国的指挥棒。它经常披露“最高指示”和新的运动口号，发布关于运动的最新“战略部署”。它成为各级干部和人民群众了解“中央精神”最主要的渠道。

　　文革初期，林彪地位不断提高。他否定唯物史观，反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否定报纸作为领导机关与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强调报纸是不见面的“司令员”、“指挥员”，高级领导机关的“主要任务”就是抓好报纸。“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加上“两报一刊”的宣传，使林彪“办报思想”在全国广泛流传，在新闻界造成恶劣影响，进一步破坏和扭曲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报刊上形式主义、片面性的宣传越来越多，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越来越突出。

　　文革期间，全国的新闻单位被“质问”、“通牒”，甚至被包围、夺权、改组。乱局之下，新闻作品大话、空话、套话俯拾即是，报纸上充满着“戈培尔”[8]式的假设报道和吞噬民意的言论。个人崇拜是当时新闻报道的一大特色，各报以种种手法，突出宣传毛泽东个人的伟大、英明，把他塑造成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党的集体、凌驾于全党之上的伟大“统帅”、“舵手”、“天才”。当时，毛泽东在报上的照片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甚至在一张对开大报上占半个版。例如，1966年7月2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大字标题报道了毛泽东不久前在长江游泳，并配上他在快艇上挥手的大幅照片及语录。次日又发表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把毛泽东在长江中一小时零五分的畅游称为令全国振奋的“喜讯”。

　　在政治压力之下，当时的文章千篇一律，报纸百家一面。无论是文章、新闻评论，还是社论都只有一种写法，即毛主席语录加例子，通常引用毛主席的诗词作开头，以“最最最最敬爱的领袖”或“祝您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作结尾，形成一种特殊的“文革报刊文体”。“两报一刊”在报道上突出毛泽东凌驾于全党之上的领袖地位，以强调自己“无限忠于”、“无限崇拜”的政治立场，并在这方面做出“样板”；各报必须依照“样板”，甚至连标题放在什么位置、栏目多少、字号大小，都必须一模一样；各地的“革命小将”、“革命群众”常常拿这些“样板”比照和检查各种报刊的版面和内容。各报若与“样板”稍有不合，就会采取“勒令停刊”之类的“革命行动”。夜班发排稿件时，编辑总要千方百计与中央报刊“对版面”。文化大革命后期，“四人帮”彻底利用党报作为他们的谋权工具。诬蔑、批斗和“影射史学”的字眼在报刊上泛滥，罗织罪名的“大批判”成为“文化大革命”时期报刊的一大特色。

　　70年代初，中国报业虽然也在黑暗中透出一线曙光，但到了“文革”后期，新闻宣传被“四人帮”牢牢操控在手，发起了“批林批孔”、“反复辟”、“批邓”的宣传，及至1976年群众自发抗议，掀起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四五运动”，“四人帮”旋即镇压该运动的舆论。

　　十年动荡期间，报刊和通讯社的国际宣传同样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人民日报》在国际宣传上，视中国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大张旗鼓地宣传和推动世界革命，向外大力宣扬毛泽东思想，批判国外资产阶级，并且曾支持美国国内人民的革命斗争、柬埔寨及印支三国的抗美斗争，宣传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重要理论和战略思想。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感到自身情况危殆，又一次恣言误导舆论。9月1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名发表社论《毛泽东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假托毛泽东的“临终遗嘱”：“按既定方针办事”。

　　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帮”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中央派人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新华社、解放军报社、光明日报社等单位，重新掌握舆论宣传大权。24日，新华社播发首都百万军民集会、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2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5.2.2 其它新闻业务的畸变

　　文革期间，中国的新闻教育事业也遭到了严重阻滞。1966年秋季，各大专院校新闻系（专业）停止招生，在校师生一律停课，新闻系教师被迫转业或下放“劳改”，许多新闻学者遭到了迫害，正常的教学秩序完全被推翻。中国原本就有“新闻无学”的论调，加上文革期间，“群众办报”、工农兵办报等观点盛行，认为“新闻系根本不能培养出革命的、战斗的新闻工作者，可以不办”。1969年，全国出现了“堵死”新闻系的声势，招生计划和教学活动均被停止，一些院校宣布解散，教职员或到五七干校任职，或到农村当农民，图书资料大多当废纸出售或焚毁。中国的新闻高等教育被逼到油尽灯灭的边缘。

　　新闻研究同样无法避免受极左思潮的危害，学者不但无法从事正常的新闻研究，大量宝贵的新闻史料亦在动乱中被毁。新闻学著作在十年间大约只出了40种，而且内容深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新闻专业刊物被迫停刊，新闻研究机构和新闻学会停止活动或解散。“左”的新闻观点为新闻理论思想带来了极坏的影响。

　　70年代，党的传媒的主要收入是直接的财政资助（如设备、工资、新闻纸补贴等各项拨款），或间接的政府津贴（如报纸的公费订阅）。长期的计划经济造成广告市场不断萎缩，到了“文革”期间，新闻媒体的广告业务更被视为“资本主义生意经”，除了“样板戏”的演出广告，以及《红旗》杂志的出版广告外，其它广告几乎在大众传播媒体上消失。

　　文化大革命中，传媒的性质发生了畸变，由普遍的新闻传播舆论工具转为单一的阶级斗争工具，其它功能诸如信息、服务、娱乐等都遭到了全盘否定。此外，新闻工作者的主体地位也被削弱到最低，大批优秀新闻工作者遭致横祸。

　　文革一劫，党的新闻事业几至灭顶，大多数报纸停办，最少的时候，全国只剩下42种省级以上的报纸，直至1978年，全国仍只有186种报纸。中国对外新闻宣传事业萎缩，“中国新闻社”除了口语广播、记录新闻合并到新华社外，其它业务基本停止，国内分支机构全部撤销。中国记协及各省记协也停止了活动。

　　“文革”之后，各地开始“拨乱反正”，新闻界也不例外，各地报刊清查和检讨了“四人帮”控制时期所发表的错误文章。新闻教育事业恢复并取得进展，在招生之余，还重新认识和学习刘少奇的新闻思想，掀起了新的学习热潮。此后，新闻界极力摆脱“左倾”思想，但这一时期的新闻思想尚不完全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因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再度刮起了一场新闻思想的改革。

　　注释：

　　[1]《人民日报》1957年7月1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该文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本书转引自方汉奇、陈业劭主编《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第100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

　　[2] 同人报，指个人自愿形式结合所办的报刊；亦称“同人”或“同仁”

　　[3] 方汉奇、陈业劭主编《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第101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

　　[4] 同上，第119页

　　[5]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3卷》，第219－22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6] 方汉奇、陈业劭主编《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第126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

　　[7] 胡文龙主编《中国新闻评论发展研究》，第30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8]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3卷》，第33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9]戈培尔（1897－1945），前纳粹德国宣传机关领袖，二战战犯。他生于莱茵兰地区赖特纺织工头家庭，1922年加入国社党（纳粹），1925年任该党早期重要头目施特拉塞的秘书兼《国社党通讯》主编。1926年转投希特勒，同年10月任柏林党区领袖。1927年任纳粹党宣传部长兼《进攻报》主编。1928年任国会议员。1930年希特勒夺权后，任国民教育和宣传部长。他积极推行纳粹党的文化政策，鼓吹战争，宣传种族主义和法西斯思想。从此，“戈培尔”一词成为造谣诽谤、进行法西斯宣传的同义词。1945年5月苏军攻克柏林时，戈培尔先毒死自己的6个孩子，后与妻子一起自杀。著有《围绕柏林的斗争》、《德国人要革命》和《从皇宫走向总理官邸》等书

　　作者：胡兴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