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获得者J.迈克尔.毕晓普在他的自传《如何获得诺贝尔奖》中写到：“……教学，这是大学教师生涯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可以是非履行不可的职责，可以是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也可以是荣誉的，令人欣慰的一部分。教学的愿望是发自肺腑，不需要辩护，不需要解释，它是一种文化义务，是一种使命。只搞学术研究而不尽教学使命，是枯燥无味的。现代的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学者，其最崇高的使命，就是要把科研发现和教学两方面的杰出本领结合在同一人身上。”
能够“把科研发现和教学两方面的杰出本领结合在同一人身上”毕竟不是每个大学教师都能做到的。而对于高等教育和大学的管理者来说，大学要“承担什么样的功能与道义”？“教学”与“科研”孰轻孰重？怎样评价一个大学教师的价值？大学需不需要教学好而科研相对较弱的教师呢？前段时间上海交通大学讲师晏才宏的遭遇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而美国科普大师阿西莫夫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经历也值得我们深思。
阿西莫夫的自传《人生舞台》中记叙了他在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的教学生涯，阿西莫夫以为他精彩的讲课，完全可以弥补在研究方面的彻底失败。他是这样推论的：医学院的首要功能是教育它的学生成为医生，而讲课是重要的方式之一。讲课不仅能够给他们提供信息教育他们，而且能够唤起他们的热情。但是事实上阿西莫夫大错特错了！他这么想的时候忘记了一条：授课只对学生有帮助，而研究意味着政府批拨经费。经费的一部分照例注明是拨给“管理层”的，划归学校，其结果是学校每次都偏重选择研究而不是授课——看重学校的经费胜于学生的教育。放弃研究工作得罪了波士顿医学院的院长基伏。阿西莫夫认为他的职责是给医学院的学生上课，大家一致公认他上课上得最好，是最好的老师。而医学院的院长坚持重点是搞研究。1958年，阿西莫夫被解聘，但两年后波士顿大学医学院学术委员会投票反对院长基伏的决定，阿西莫夫得以保留教职，并于1979年10月18日晋升为正教授。
1989年春天，阿西莫夫到波士顿参加波士顿大学建校150周年庆祝会，给波士顿大学的一大批学生做了一个关于未来的报告。有一个学生问：“阿西莫夫博士，我们听到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报告。既然你是波士顿大学的老师，为什么不定期给我们讲课？”阿西莫夫回答说：“40年前，我是这个学院的教授，我讲了9年的课，总共大约有100门次，它们是学生们听到的最好的讲课，但是，我被解聘了。”
教学与科研是高校教育工作者的主要任务。无可否认，我们的身边的确有一大批学术与教学双肩挑的优秀大学教师。但在目前的高校体制条件下，不断进行“学术生产”的教授，比“一味去将心事用在上好课”的大学讲师得到的评价要高得多，获得的经济利益要更丰厚。科研是人类社会获得新知识的主要来源，新知识的创造者获得丰厚的社会和经济回报无可厚非。但是，我们考察一下大学的发展史和大学在社会中的本质功能，大学的根本意义还是人才培养，而人才的培养必须经过教学环节。我们的大学需要和应该去培养更多愿意和善于履行教学职责的人才，而不是忽视甚至是打压这类人。怎样避免晏才宏和阿西莫夫式悲剧的不断发生应该引起我们的沉思。（广州华南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刘亚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