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新论：社会科学发展现状如何？

　　有学者说，在今天的社会，越是强调某一个职业或某一群体的重要性，越是说明这些职业或这一群体不被重视。例如，强调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说明妇女的权益还没有得到很好地保护，我们国家不但为妇女制定了专门的法律，还为未成年人和残疾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这是因为这些群体在社会上属于弱势群体，这些人的权益在总体上还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

　　这当然是戏言，在逻辑上不值得一驳。江泽民同志提出了著名的“四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明确指出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哲学社会科学家与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同样重要。这说明我国领导人在治国理念上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长期以来，社会上存在着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人们内心里重理轻文；而另一方面在就业教育方面文科又虚火旺盛。因此，如果简单地说哲学社会科学不被重视好像与事实不符。其实，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相辅相承的关系。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有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是人类文明不可分割的整体。作为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总体现的哲学，不仅成为一切科学的母体，同时还承载着引导一切科学发展的重任。社会科学不仅思考具体社会关系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它还要回答自然科学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制度层面和道德层面的问题。比如，我们是否需要科隆人，是否需要为安乐死制定规则，是否需要脑死亡标准等等。那种简单地把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割裂开来的做法显然违背了科学发展的规律，必将阻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

　　然而，应该看到，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的发展面临许多问题。首先，在评价体制上，自然科学有完整的文献披露程序和科研奖励体系，仅在我国，自然科学就有三大国家级奖励，同时，我国还实行了自然科学院士制度；而社会科学缺乏符合自身规律的评价和奖励机制，一些综合性科研单位套用自然科学的评价奖励办法，对学者的学术成果进行评价，结果闹出了许多笑话。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科学的评价还停留在“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尴尬阶段，以致于在有些学者申报的科研项目中出现了某个“领导人对该项目非常重视”的非科学的用语。由于评价机制不完善，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许多反常的现象，一些年青的学者不是潜心研究，而是热衷于和出版社拉关系，组织草台班子编写所谓的专著，个别学者为了省事，干脆将他人的著作移植到自己的专著中；一些学校的职称评定不是看学者是否有创建，而是比堆头，看谁的成果量大，谁就可以当教授。有人戏言，今后评职称只需要带把尺子，不需要所谓的专家评议，只需要量一量谁的专著厚就可以了。这种因评价体制不科学带来的负面作用，已经威胁到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有人预言，如果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在如今的考核标准下，恐怕早已被勒令下岗，因为他在核心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太少，不配做教授；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恐怕也难以在大学立足，因为现在大学教授每年要在所谓的核心刊物上发表三到八篇论文，那些资料钩沉式的著作不能当作学术成果参加每年一度的学术成果评审。如果这种评价机制不改变，即使领导再强调社会科学的重要性，社会科学也难以有大发展。

　　应该看到，现在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特殊的“失语”，一方面，他们终于接触到了西方学术发展的样式，积极大胆的引进和介绍；另一方面，在他们的脑海深处还有许多疑虑和禁区，特别是在回答中国未来的政治和经济走向方面，缺乏直言的勇气。这种特殊时期的特殊研究环境造就了许多有特色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成果，譬如在引进西方法律制度的时候，他们总是采用比较的方法，将各国的基本制度进行简单的梳理，然后在结尾部分轻飘飘地指出我国可以采用这些制度。这种表态式的学术研究缺乏对中国现实的具体关照，缺乏对实践的指导价值，除了资料的堆砌外，没有任何学术意义。其实，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中，我们从来都不缺乏对西方学术思想的引进，我们欠缺的是对中国国情的细微分析和独到的发现。关于中国历史的分期，我们在经过了近百年的争论后，终于意识到中国的历史发展分期问题很难套用西方的划分模式。关于社会主义的构造，我们终于注意到了马克思经典作家所做的基本假定。关于制度的引进，我们终于明白两大法系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差异等等。如果没有一代又一代学者的艰难摸索，如果没有前辈学者对这些问题所做的基本思考和大胆直言的勇气，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这些领域的学术研究仍然处在盲人摸象的阶段。可以说，改变学术工作者自身的思维方式，树立关注民生的学术态度，才是社会科学繁荣的必由之路。

　　现在，一些学者确实投入了火热的现实生活，但他们却同时失去了学术的基本素养，成了表态明星。在他们那里，学术成了可以任意揉搓的橡皮泥，想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有些学者为了表明某种观点的首发权归自己，奔走大江南北，到处放话。这样做从客观上推广了学术知识，但同时也消解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一些经济学家在批评同行用“三招两式”蒙人的时候，可能自己连三招两式都没有。本来，任何一个学科都是建立在最基本的概念和假定上的，掌握这些概念和假定的“三招两式”是开展学术研究的前提，如果连三招两式都不顾，学术也就不能称其为学术了。所以，在社会科学中一些学科繁荣的背后，我们应该看到其中潜在的危机，看到学术赖以生存的基本范式的不足。

　　有人说，社会科学发展的春天已经到来，可喜可贺。但是，我们不应忘记，杂草也会在春天滋生。我们在创新的同时，不要忘记学术的基本假定，我们在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时候，不要忘记学术发展自身的科学性，我们在立足世界的时候，不要忘记学术研究中基本的中国背景，我们在确立评价标准的时候，不要忘记学术的终极目的，不要本末倒置，我们在阐释改革开放基本经验的时候，不要忘记社会科学自身的内在逻辑性，不要跟风。总之，社会科学就是科学，它不需要浮华，也不需要确认，它需要的是哲学社会科学共同体确立的正确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工作者的良知。

　　作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