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出口退税如何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关系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14日13:51 人民网 |
[主持人王红茹]:各位网友,欢迎您收看由《中国经济周刊》和人民网联合举办的第四期中国经济论坛,中国经济论坛是为了记录中国经济发展变革,就当前社会上谈论的热点经济话题提供一个讨论的平台,我们每周都推出一个经济类的重量级文章,每月当前热点经济话题在人民网与网友进行讨论。现在第四期中国经济论坛的访问节目开始,本期围绕出口退税如何理顺关系的话题,嘉宾与网友在论坛社区广泛交流。 [主持人王红茹]:接下来说一下介绍一下来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副部副部长隆国强。 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沈丹阳。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财政税收研究室博士后张斌。 [主持人王红茹]:接下来我们本期论坛马上开始,几天前济南某外贸公司的董事长向我提起说2005年济南市政府没有向他们外贸公司兑现一分钱出口退税,原因可能有很多方面,但主要原因还是地方财政没有足够的资金之。其实,这种现象在全国其他地方也存在,我们都知道,目前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是“两人抬”,即中央和地方按增值税的分享比例75:25共同负担。有一种观点认为,要保持市场的统一开,承担出口退税的权责应该是中央财政,出口退税要从目前的“两人抬”改为“一人挑”。因为从财力来看,近两年的财政收入,尤其是税收收入增长比较快,中央财政有能力承担。那么,当前情况下,出口退税完全由中央财政负担,是否可行? [主持人王红茹]:首先请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沈丹阳院长回答这个问题。 [沈丹阳]:这个问题可能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够回答的,我今天在这里讲不是代表我们部门的观点,只是我自己的一些研究和大家一起交流和思考。出口退税从理论和过去历史上都是应该的,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现阶段从去年已经实行了八个月的出口退税改革,从现阶段来看至少目前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操作性如何?是不是可以马上出台。我个人持比较保守的态度。因为这个改革考虑的不完全是中央财力的问题,还要考虑如何调动地方在出口退税管理方面的积极性问题。 [主持人王红茹]: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刘尚希所长。 [刘尚希]:这个问题可以从不同角度考虑,出口退税这个新机制才实现了一年多,这中间很多问题大家都有很多讨论。 [刘尚希]: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就说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已经面临越来越多不确定性的因素。这些越来越多不确定性的因素对财政政策制定、对财政决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也是当时考虑出台出口退税新政策的时候没有料到的。当前开放经济条件下出口退税大家这么关注,实际上有两个方面引出这个问题。 [刘尚希]:一是出口退税的快速增长,二是出口退税负担的下移。这两个问题共同导致了我们当前面临的,大家所看到的这种情况,就是有些地方出口退税的负担比较重,甚至新增的财力全部用于出口退税都不足。这也涉及到对这两个基本问题怎么进行合理化,怎么进行判断。 [刘尚希]:一是出口退税的快速增长,如果没有出口退税的快速增长,这个问题也不会那么严重,也不会导致有些地方的财力很紧张。相反,如果没有出口退税负担的下移,也不会出现当前的这个问题。所以当前这个问题应该说是这两个方面共同导致的。如果说我们对这两个方面的合理性判断大致可以成立的话,剩下的问题就是怎么来解决出口退税当前面临的问题。如果说我们对导致目前这种状况的两个原因,就是刚才提到的如果有不同的看法,恐怕解决当前的问题就要寻求新的思路,这就看怎么进行判断,就是出口退税这个负担下移合理不合理,有没有它的必要性。再有是出口退税增长的这么快,是不是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我觉得需要进一步的去研究。 [主持人王红茹]:就是说当前不能判断到底由中央财政还是地方财政来负担。 [刘尚希]:在当前情况下,我的观点是出口退税适度下移有它的合理性,正如一些研究报告提出,当前的出口退税新机制暴露出一些地方的新问题,什么新的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政府限制一些外向型企业的发展等等,这可能是问题,但是也可能是一种机遇。或者说里面也包含着一些合理性的成份。这个地方是不是保护主义这么称谓还应当考虑。 [刘尚希]:在有些口岸城市或者沿海地区限制外向型企业的发展,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它有一定的正面作用。它有助于调整当地的出口结构,调整当地的产业结构,这样不至于引导当地政府和企业为出口而出口。当然可能还会涉及到退税地和征税地不匹配的问题,这还要进一步研究。 [主持人王红茹]:隆部长你认为当前出口退税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是否可行呢? [隆国强]:这不是可行不可行的问题。我们想一个好的制度可以实现我们的政策目标,能够有利于调动生产者、各级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而不是说可行,从财力上说当然可以承担。在历史上,去年以前我们的出口退税一直是由中央政府来承担,但是在收入上是由中央和地方市分享的。在原有的中央政府一家来承担的体制下,它存在一种隐性的出口地的转移支付,也就是说出口越多的地方得到的好处越多,因为它得到了25%增值税的收益,但是不必在出口退税的时候承担,所以确实存在隐性的转移支付,当然有不合理的地方。 [隆国强]:我们前年研究出口退税,当时为了解决欠退税问题,做了很多省市的调查,后来这个政策出台之前,我们已经预料到这个新的制度,必然会带来刚才刘所长所说的,地方对出口型企业的积极性的下降。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采取一些行政措施来打断正常的产业链,他刚才讲的“地方保护主义”等等,其实还有其他作用。我们当时和有关部门和决策者都有所汇报,现在出现的结果都是预料中的。 [隆国强]:但是当初我个人来说是不主张用现在的制度。因为从理论上讲中央拿75%,地方拿25%,但是一定要看到地方不是一个,地方是成千上万的地方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地方政府在分享中和增值税退税里面承担的责任是不匹配的。原来的体制是出口越多的地方政府可能收益越多,现在转过来以后变成了出口越多的地方会超额承担上游出口地的退税。这个比由中央政府一家承担带来的扭曲更大。所以说这两个制度都不是完美的制度,如果说两者相比较的话,也许中央政府统一承担对经济运行造成的扭曲更小一些,到底是“两人抬”还是“一人挑”,我更倾向于“一人挑”,但是在“一人挑”的情况下,还要有所改进,也就是说要采取一个新的退税机制。 [主持人王红茹]:张斌博士你是否赞成隆部长的观点。 [张斌]:我觉得隆部长讲得非常有道理,就是能否承担和应否承担的问题,就是说中央和地方应否负担出口退税的负担,还是中央政府能不能承担。我们这儿有一个数据,去年我们核的基数是1700多亿,全年退税是2800多亿,按照25%的比例,地方政府实际上承担260多亿,260多亿的地方政府的出口退税承担额,相对来讲似乎不是特别大。这个意义上中央政府有没有能力承担这260多亿,这是没有问题的。 [张斌]:但是我们首先要探讨一个中央政府应否全部承担,这是两个问题。当然各位专家刚才讲的都很多,我想补充一个意见,现行出口退税体制中是三方在博弈,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主持人提的问题是企业拿不到退税款,原因是地方应负担的这部分不配套。我们暂且不论下一步怎么改革,就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而言,我们根据财贸所也经过大量的调研,企业普遍反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算帐是政府的事情,不管是谁欠我的钱,政府应当首先足额的把应退税款退给企业,然后中央和地方政府该如何分担,怎么分担,应否由中央单独分担,是政府内部的事情。不能因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体制上讲不清,地方政府资金不到位因为企业退税,换句话说,应该优先处理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矛盾,然后再解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矛盾。 [主持人王红茹]:在2004年的出口退税新政中只确定了中央和地方的分担比例,但是没有确定省级财政和市县财政的分担比例,层层分解以后大部分都压在市县一级基层财政上,导致了很多地方市县财政难以为继,使得出口退税不能按时兑现。如果市县级财政不分担,矛盾就转移到了省级财政,现在出现在地方的差额甚至赤字,将来很有可能在省级财政出现。那么,地方分担中地市和省级财政的矛盾该怎么解决呢? [主持人王红茹]:首先请沈丹阳副院长回答。 [沈丹阳]:实际上这个矛盾不仅仅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包括企业,最后的矛盾是转嫁到企业,现在对这个问题反映比较强烈也是企业。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从根本上来讲还是要把我们的税制体制和整个出口退税体制做进一步的改革。 [沈丹阳]:实际上去年的改革我不太认为是多大的改革,可以说是一个调整。改革应该是从基本的体制和机制上都有一些革命性的变化是符合企业和方方面面要求的变化。但是去年的改革方案没有出来之前,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改革正式出台以后我们也做过一些调查,主要面向地方政府和地方外贸企业,大家对这个办法都有很多疑虑和担心,这些疑虑和担心现在都变成了现实,这个改革办法实际上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所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从长远看要有进一步的改革,根本的体制上的改革,从税制体制,退税本身的改革都要做。 [沈丹阳]:目前情况下已经发生这些问题,现在虽然从出口增数上还没有直接反映出来,但是未来下半年、明年可能影响出口的增收,到那时候就为时已晚了。现在应该着手未雨绸缪,先考虑暂时性的这些问题怎么解决。我们有两个建议,一个是出口退税对地方核定的基数建议采取滚动的基数,原来实行的办法是以2003年年底各个地方的出口退税作为基数,超额部分地方、中央按25:75分成,2004年和2003年相比数字相差不大,可是2005年和2003年再比,这个数就不得了,06年更不得了,所以地方的承受能力尤其是不分摊的地方可能产生更大的矛盾。 [沈丹阳]:第二个建议是对现在的分成比例做一个调整,现在是25:75,我们建议把地方这部分缩小一点儿,比如说缩小到10左右,中央财政现在承担并不是太大问题,中央财政增长也很快,地方财政本来是10%,好象地方也可以承担,实际上不是一个地方,刚才讲“一人挑”还是“两人抬”,不是“两人抬”,它是好多家,那么多家在承担过程中,不是两家的问题,大家的承受能力不一样。现在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两个情况,一个是增收比较快的地方,像浙江、宁波这些增长非常快的地方受不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分成比例调低下来,这样可能缓解,缓解到地方财政可以承受,不再采取这些措施的时候可能对企业就有利。 [主持人王红茹]:刘尚希所长你认为怎么解决呢? [刘尚希]:这个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在出口退税环节的问题里面我发现一种现象,就是出口退税承受不了的,都是反映在基层、县一级甚至到乡一级,没有真正体现在省这一级。实际上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出口退税按照25%由地方承担,那么25%怎么在地方、省、市、县之间分配,实际上这个问题并没有从理论上也没有从政策上搞得很清楚。 [刘尚希]:地方就是按照这个比例一层层下移。刚才我提到出口退税的下移有它的合理性,但是过分下移恐怕就不一定合理了。我们现在遇到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是问题反映在基层,解决都是由中央出面,省一级政府的责任在这里面是不太清晰的。我感觉实际上省级政府财政的责任都淡化了,不能说中央25%分给地方,省里一层层就摊下去了。这里面涉及到省以下的体制怎么进行调整。省级财政在这里面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觉得这个问题有必要进一步探讨。 [刘尚希]:如果说基层问题都是由中央直接出面解决,那么这样会淡化中间层级政府的责任不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如果从省的范围来讲可以进行平衡,可以进行纵观的调控,实际上不是说没有办法,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办法缓解当前的状况。我看到很多探讨出口退税这个问题的时候都忽视了省一级在这里面应承担的责任是什么。比如说一个省地域范围比较大,可以在各个市之间、各个县之间进行相对的平衡,如果不全压到基层财政,我想这个问题不会这么突出,现在的问题是统统往下移。所以我感觉有必要探讨省一级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我感觉应但强化省级的责任。 [主持人王红茹]:隆先生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隆国强]:我认为这个从根本上解决不可能,但是可以缓解。我感觉不同的省份对于下面怎么分担是不一样,比如25%浙江省政府是不拿,退税的时候也不承担这个责任。其他的省可能省政府拿一个百分比,市政府拿一个百分比,县政府拿一个百分比,通常是按照这个百分比来承担。省以下和省政府的矛盾是和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的矛盾是一样的。但是随着行政管理的单元越来越小,通过谈判,通过大家坐在一起来核算,现在简单的说我承担多少就分享多少比例的退税,但是制度上不改这个问题从本质上是解决不了的。 [主持人王红茹]:张博士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张斌]:我同意各位专家的意见,尤其是刚才隆部长所说,我们中央和省出口退税的机制是按照增值税的分享机制来走的。按照现在的逻辑来讲就是哪级政府有多少比例的增值税收入就应该承担这一比例的出口退税责任。刚才刘所长讲到政府的级次越低可周转的、统筹的能力越差。我们调研中东部沿海有一个乡镇,由于地方财政体制是这样的,市级和县级是不分,市级不留增值税,增值税在县里是县里留一半,乡镇留一半,这样乡镇就应当承担地方一半的退税责任,这就是分享的冲突。刚才刘所长讲的是非常可行的,也是有操作性的办法。 [张斌]:就是把级次往上移,逐步往上移,相对来讲资金比较丰富也能够保证出口退税资金的到位,但是这只是缓解资金的压力,但是并没有彻底从体制上解决这个问题。 [主持人王红茹]:我了解一种观点是应该取消出口退税的政策,应该采取贸易政策,不知道各位专家是否赞成呢? [沈丹阳]:我当然不赞成,但是我们讨论一下为什么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现在有很多企业在抱怨,说出口退税本身是一个好政策,可以对企业增强竞争力,到国际市场上和各个国家公平竞争,这是一个好政策,但是现在执行过程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最后直接受损害或者是增加很多问题的是企业。所以有企业提出这样的意见来,简而言之,说与其这样不退算了。 [沈丹阳]:第二个原因是这几年我们出口增速很快,而且我们一些商品在国际上买的价格很低,肥水流了外人田了,出口退税即便取消,价格竞争力依然很强,所以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来。我为什么提出不赞成呢?因为首先出口退税这个政策从过去实践来看是好政策,是对我们出口增长作出很大贡献的一个政策。其次从国际惯例上来看,全世界大家都在做出口退税,虽然做法不太一样,WTO也好,国际惯例也好都是允许一个这样好的政策,从长远看我们国家保留这个政策,并且把这个政策加以完善,对我们国家的出口一定是必要。第三,就是现在的出口退税政策,即便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可是总体上看还是起了作用的,还是我们现在的出口持续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不主张取消,但是具体怎么调整我们再来探讨,不是没有办法,我们认为既有长远的办法也有短期调整改善的办法。 [主持人王红茹]:刘所长据我了解您是赞成取消这个政策的? [刘尚希]:可能媒体有一些误解。我只是觉得要讨论这个问题简单的说取消恐怕不恰当。但是反过来讲说出口退税是个永恒的政策我看也是未必。这可能是此一时彼一时,主要是看我们出口退税的目的是什么。出口退税显然是为了出口,我们出口又是为了什么,应当一层层的剖析才能比较准确的判断这个问题,来调整我们的政策。 [刘尚希]:我们过去促进出口的目的是争取外汇,在80年代是最典型的。现在促进出口是不是为了争取外汇呢?我们现在的外汇储备已经很多了,六千多亿的规模,可以说我们现在的目标不是为了争取外汇,现在的出口退税是为了什么?拉动经济增长。进一步分析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拉动的是什么样的经济增长,会不会带来过去所讲的增产不增收的这样一种状况。如果说出现这种状况的话,我们是不是要一味的扩大出口。出口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经济有质量的增长,提高国内的经济效率,最终以人为本,中国的国民要得到实惠,这应该是根本。如果说达不到这个目标,恐怕就要重新考虑调整我们外贸发展的战略,调整外贸政策以及出口退税政策,这不是简单的说取消或者保留能够回答的,必须做深层次的分析,才能说清楚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复杂,我只是提出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有必要分析,我强调一点就是我们不能为出口而出口,这应该是避免的。 [主持人王红茹]:隆部长你认为是否应该取消这个政策? [隆国强]:中国死人最多的是公路交通事故。但是现在还在发展汽车,还在修高速路,死人越来越多,怎么解决呢?有人说干脆取消汽车工业,干脆别修路了,我们坐马车、骑自行车肯定撞不死人。还有人说我们改善交通管理,可以减少一些死人,因为我们现在交通事故的发生率比一些发达国家高得多,所以还是有很大空间来解决。 [隆国强]:所以我们的经济生活中会面临很多问题。但是如果一出现问题首先想到从根本上取消这个事儿,这个问题当然是很简单很有效的办法,但是未必是合适的解决之道。 [隆国强]:出口退税这个政策和交通事故不完全是一码事,但是有类似的问题,就是在制度运行过程中出了问题,出了问题我们就要想问题出在哪儿?而不是说不要这个制度就没有问题了。大家对出口退税的政策在这上面观点的差异是源于对于出口退税政策本身的理解,出口退税政策到底是不是一种出口鼓励政策?如果说是一种鼓励政策,我们就要探讨目前形势需不需要继续鼓励出口,我们有一些新的结论,这都是可以去讨论的。还有一种是说如果不是出口的鼓励政策,我们沿着另外一个方向来思考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隆国强]:从国际上来看,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出口产品都是不包含“间接税”的,由于各国的税制不一样,有的国家在批发环节,比如美国的间接税就是消费税在最后的零售环节才产生,所以美国的商品不需要退税,在实行增值税的国家里,整个生产和批发过程都存在间接税,所以出口的时候就存在把间接税有一个返还的方式就是出口退税,德国也有个税。凡是有间接税就存在一个退税的问题。为什么要退税?就是别的国家出口产品不包括间接税,如果你产品有间接税就意味着你的产品进入别的国家的时候,你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会由于本国税收政策给你的歧视削弱你的竞争力,是不是我们不退税,我们的产品就不能出口呢?不是这样,绝大部分产品还是可以出口的。大部分厂家还是可以能够承受,只不过这里面就体现了一个政府的导向,是不是要歧视出口。如果大家形成共识的时候,我们现在出口很多,我们需要歧视出口,那我们取消掉,没有问题。 [隆国强]:但是我们的一个政策、一个体制,应该从短期着眼还是从长期着眼,短期来看我们出口现在增长30%多,贸易摩擦也很多,确实应该适当调控出口增长速度,但是如果从长期来看,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资源的禀赋极其不匹配的国家,我们说到2020达到小康,2020年我们变成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所有的资源都是不能支撑的,怎么办?就是要把有比较优势的东西,把中国的劳动力卖出去换来自己短缺的东西。长期来看中国不是鼓励出口,而是说给我们的出口创造一个和别人出口平等的竞争环境,这是我们的政策责任和发展目标。 [隆国强]:短期调控是不是一定要用这样一个制度的东西,我们调控出口有很多手段,在发达国家调控的手段就是特别灵活的汇率机制。现在我们的汇率不能动,但是就想能不能从出口退税入手来调控,这样就会把我们的宏观制度越搅越乱。所以把一个问题理清楚,问题出在哪儿我们从哪儿着手解决,如果问题出在东我们从西来解决,会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困难。 [主持人王红茹]:请问张博士,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张斌]:我觉得首先刚才大家都谈到了,就是出口退税政策定位的问题,首先从理论来讲,凡是有间接税的国家都有这个政策,现在问题是既然出口退税是大多数国家普遍采用的一项政策,为什么这个政策似乎在中国出的问题最大,成为全民都关心的焦点问题,在别的国家运行那么多年没有这么大的争论和问题。 [张斌]:我想谈第一出口退税是退道道征收的增值税,我们国家的增值税差不多到50%,到OECD发达国家这个数字在17%,美国是不存在出口退税的问题。再一个就是我们出口的数量,叫做外贸依存度,就是我们整个的产出中、所有GDP中有多大部分是出口的。这两个因素是由中国特殊的税制结构和当前经济发展情况,就是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所决定的,49%的增值税这么高的比重和如此高的出口比重,这两个问题是中国特殊,正因为这两个特殊问题所以出口退税不足就特别突出。既然谈到这个问题,如果出口退税应退尽退,我们假设把49%的税退给企业和OECD国家把他们17%的退给企业,这样到了市场上,他们是不是公平竞争,这个问题非常复杂,需要特殊研究。我觉得是当前中国的特殊情况产生的问题,所以需要深入研究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刘尚希]:这个问题是一个深层次的税负问题,对企业来讲税负是两部分构成的,一个是所得税,一个是增值税。我们是增值税占的比重大。但是国外是返过来,国外的直接税占的比重大,我们退的比例大,他们退的比例小。理论上还有一个问题可以探讨,为什么只退流转税,就是间接税,为什么不退直接税。如果真正税负要平衡的话,为什么不退这个。理论上并没有回答,只是说国际惯例角度我们承认这么一个事实,接受这么一个东西,把间接税都退掉了,都不含间接税。实际上这个理论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我们的商品出去以后,占50%的增值税退掉了,如果是税负准量在一定情况下中国产品含的税是极少的。国外的直接税是不退的,国与国之间这个事情好象很难比较,所以从理论上、深层次还要进一步探讨。 [主持人王红茹]:据悉财政部已经制定完善出口退税机制的方案,这个方案在中央地方分担比例以及基数核定两方面有比较大的调整,地方财政的负担比例将从25%降到20%以下,调高出口大省和口岸城市的基数。那么,降低地方财政的负担比例和调整出口基数能否解决目前出口退税存在的问题,首先请沈丹阳院长回答。 [沈丹阳]:这个政策我现在还不知道进展到什么程度,如果实行这样的政策,我认为可以缓解当前的出口退税的问题,特别是企业现在所担心的问题或者遇到的这些问题。 [沈丹阳]:如果要做的话,应该加一条,因为这个是机制上的办法,还要从行政上,行政要求、行政命令上,中央对各级财政提出要求,不能用地方的行政命令对企业出口给予限制。现在有一种做法是地方有的根本不给你退,有一种是给你退可以,企业的25%先交上来,再给你退。这种的做法中央应该有一个明确的信号不允许地方政府这样做。根本的解决还是要从体制上来考虑,一方面我们现在的税收体制,税务体制以及出口退税体制,这方面的体制都要改革,税制改革要加快进度,现在很多是征管环节出现问题,中央财政说我根本没有征17%,为什么退17%呢。 [沈丹阳]:另一方面外贸体制也有改革的必要。刚才张斌博士讲了为什么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出口退税,就我们国家反映特别强烈,我个人认为可能跟我们的外贸体制有关系,这么年从计划经济转化到市场经济,可是我们遗留的计划经济色彩的外贸体制依然存在。我们现在的出口还是有相当大比例,大概有30%多,这个比例在下降了,30%多的出口是由外贸公司,这些外贸公司第一不做进口,它做出口,第二它不做生产,第三它不做内贸。有这么多的出口公司在从事专业的出口工作,这部分出口,我们采取先征后退。全世界像我们全国专门组织这么一个庞大出口退税机制的没有,我们的外贸体制能否加快让生产企业更多的做出口,这个步伐能不能再加快一些,这可能是下一步需要研究的另外一个问题。 [王红茹]:刘所长你认为目前财政部采取的出口退税方案是否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 [刘尚希]:首先我没有看到这个方案,所以也不知道是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再一个也许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所以我同意沈院长的意见,这个问题是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有中央财政体制的关系,也有外贸体制的问题,这些东西都是相互关联的。仅仅从现象上,从技术上做一些调整是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所以外贸体制的改革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我们目前的外贸体制必须调整,专业的外贸公司出口积极性很大,实际上就是为了得到出口退税。有些专业外贸公司如果没有出口退税根本活不下去。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凡是有助于我们整个资源配置的优化,资源效率的提高,好的建议大家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能就出口退税论出口退税,应当综合考虑。 [王红茹]:隆部长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隆国强]:你这个问题问的好,能否从根本上解决。前面的几位讲的很明确的,就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因为问题出在机制上。我和刘尚希有一点差别,我个人感觉更大的问题可能还是我们的税制不合理,税率的设置上,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上存在的问题是更大。这个问题导致我们单独说出口退税再做技术上的调整能从根本解决问题,那肯定是解决不了的。 [隆国强]:所以我很同意他们说的要理顺出口退税是要放在整个税制里面通盘考虑。只有把我们的税制问题理顺了,才会解决出口退税问题。因为出口退税确实是税制上的问题。 [王红茹]:张博士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张斌]:刚才各位专家已经说得很全面了,我补充一点,我们认为增值税不适宜做共享税。因为它的最大优势是“道道课征”,是一个中性的税种,如果让它共享的话才会出现退税不一致的问题,如果都是中央税就无所谓不一致了。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中央税,只有德国是共享税,就是中央和地方共享。我个人认为增值税的出口退税问题,根源是在于增值税的综合特征,不适于做共享税,共享税了才有各种不一致的问题,如果都中央统一了就不存在问题了,但是这和我们的49%有关系,49%都纳入中央了,地方收入是什么,这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是一个深层次的体制问题,这个矛盾必须依靠我们的税制改革才能解决。 [沈丹阳]:如果说增值税比重没有这么高,出口退税矛盾也不会那么高。[10:39][王红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视频直播就到这里结束,接下来请各位网友到强国论坛专区在网上和各位嘉宾交流,我们的视频访谈到此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