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动车 上路“口臭”扑面来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郭沫若有首诗，开头两句是：“长春好，长春好，长春汽车满街跑。”郭老这诗确实是顺口溜，浅白得不成体统。但这是郭老言之有物的真情实感。郭老一到长春，看见满街跑的汽车，他高兴呀，打心眼儿里喜欢哩，不由得直抒胸臆冒出这么两句赞词。可见，当时北京的汽车少到不如长春多。一个经常出国、惯看洋车满街的副总理，一下子看到这么多自己造的车，能不乐吗？

　　现在搁谁也乐不起来了。北京的道路像口行将退役的牙，早、中、晚各塞一次，好不容易通开，过不一会儿，车涌人挤，又塞上了。北京人口千余万，200多万辆汽车，近十人才摊上一辆车，居然也堵得一塌糊涂。坐车的总觉得不如走的快，开车的总觉得别的车不该存在。堵车，更堵心。优先发展公交，限速、限量、限驶，这些个法子好，雷厉风行地实践了有些时日了，可就是见不着成效。快车依旧牛速，无轨依旧“乌龟”。用北京人的话说，戏不大，咱还是腿儿着吧。

　　外省人来京，王府井必去，人头攒动，好不热闹。不知道游客们注意到没有，开到王府井旁边胡同的汽车，那可真是“气车”，开车、坐车的生气，走着的也生气。车上的生气：哪来的这么多人呢？！车下的生气：哪不能开，往这儿挤什么！于是王府井不知从何时起多了一个新行当———祥子车。10元一趟，到天安门。比汽车快几倍。现代化的王府井，它的交通水平一下子退到了解放前。

　　据行家预测，就是这种交通水平也保持不了多久。快速地建路根本消化不了增长的“车口”。中国上路的车，每分钟100辆，我看这说法肯定是保守了，150辆也不止。因为中国的车源至少有三条途径：本土制造、非法入境、私自拼装。谁也弄不明白，在路上，车有多少，从哪里来。况且，入关已数载，眼看大限快到，本土的汽车制造业心都要碎了。说是五年保护，可心里还是没底，于是国产车纷纷玩起“最后的疯狂”。

　　汽车价格降下来了，受惠的是买车的，民族工业也不能总用老百姓兜里的“体己钱”来支撑不是。小汽车从一级消费品降为普通消费品，“私家车”自然成了时尚。上路的车怎能不成倍地增长。中国这几条小道怎能顶得住这汽车千军万马地跑，北京的街道又怎能不上天入地，驾鸟道，遁蛇穴呢？发展汽车工业是硬道理，交通拥挤是硬问题。修路吧，城市就得无限扩大，耕地必然绝对减少。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陆上疆土难道真要被车辙挤兑得没辙了吗？

　　都说汽车是个冷冰冰的铁家伙，可它却会像动物那般喘气。我怀疑城里的树个个有气管炎、肺结核、肺气肿。要不然，城里的树怎么咳喘得青筋暴突、瘿瘤百结呢？人又何尝不是那街边的树呀。车多路窄，尾气泼街，人在气中生，人在气中行。有时我想，城里人呼入那么多机动车废气，能不爱“激动”吗？

　　小时候，在乡下，汽车是稀罕物。凡是带四个轮子跑的铁家伙，我们都追。追的最频的是28型拖拉机。小轿车难得一见，有一回我正在放马，瞄着小轿车的影，我骑马狂追了它两个山岗。那时候，我是多么爱闻它的“体味”呀！那个复杂的、城里味呀！如今，我以及我周围的城里人恨死了这味。我恨不得专门在要道上设卡。每一个排气管子都给它塞上一个苞米瓤子，这个办法肯定比美国的《1970年马斯基大气净化法》、北京的《轻型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要彻底得多。我最恨装了两个排气管的汽车。光一个嘴排臭还嫌不够，非弄两个。尤其是两个排气管左右分置的，你躲是躲不开的，逼着你闻它的“口臭”。

　　在发达国家，排气管一般都依行驶习惯方向错开安置，尾气向道路中央排放。欧洲左置，日本右置。欧洲右侧行驶，日本左侧行驶，尾气排中间，行人走两边，影响当然小。美国虽然左右都有，但人家路宽，车人基本不混行，影响不大。中国不考虑什么排气管的安装与具体的交通状况相结合。想怎么安，就怎么安。无论你走到哪条街上，排气管始终对着你的鼻子，你闻闻，你吸吸，热情得你上不来气儿。

　　有汽车，方不方便呢？方便了。人类位移容易多了，地球也因此缩小了，人类一天也离不了汽车了。人类爱它，有人以识尽天下名车为荣；有人以集尽天下车模为乐；出现了汽车酒吧；出现了汽车影院。但这可爱的东西，一旦起哄式的机动起来，人类也不免跟着激动：为它带来的速度和便捷快乐地激动，为它制造出的混乱和尾气愤怒地激动。

　　还是让·弗朗西斯·赫尔德在《信使》中说的头头是道：“汽车必须改弦更张……需要长期和风细雨般的心理治疗……除了愤怒和无可奈何之外，我们完全能够在其他道路上行驶。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恢复汽车的本来用途，使它成为一种给我们带来幸福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