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博物馆艰难前行

　　本报记者 曲冠杰

　　编者的话

　　上世纪80年代，在对工业文明和传统博物馆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一种全新的文化遗产保护形式在法国诞生，这就是“生态博物馆”。一般而言，传统博物馆属于静态的特

　　生态博物馆的引进在中国有着特殊的意义，学者认为这是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一种好形式。民族民间文化大量存在于民族社区中，改革开放打破封闭，民族民间文化面临市场经济的考验，有的正在走向或已经消亡，有的则成为商品，有的则出现变异、扭曲和掺假的情况；同时口头文化也因人亡艺绝而日见式微。而生态博物馆不仅能保存原生态文化，而且也担负有发现、保护民族民间艺人，培养文化传承人的责任。

　　“六枝原则”对生态博物馆的规定

　　生态博物馆至今已历经30多年，虽然一直存在着争议，但仍在不少国家中开始了实践，并在艰难的实践中起伏发展。在欧洲和北美的发达国家，中世纪的田园诗般的农业文化已在机器的轰鸣声中烟消云散，所以，他们建立的生态博物馆大多为工业博物馆。在全世界曾经有过的生态博物馆曾达三百多座，而现存不过一百多座。

　　在中国，生态博物馆则正处于发展时期。自1998年10月31日贵州梭戛生态博物馆建成开放后，至今已在贵州形成一个由梭戛箐苗、镇山布依族、隆里汉族、堂安侗族四处组成的生态博物馆群。并由贵州向中国西部地区推广、延伸，广西、云南、内蒙都创建了具有自身特点的生态博物馆。

　　2000年确定的“六枝原则”使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建设与持续发展有了明确具体的方针：“六枝原则”强调：村民是他们文化的拥有者，他们有权解释和确认他们的文化；公众参与是生态博物馆的基础；当旅游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应优先保护文化，损害长久文化的短期行为必须制止；文化遗产保护必须整合于环境保护之中；在一个生存的社区建立生态博物馆，社会发展是先决条件，在不损害传统价值的基础上，必须提高居住于此的居民的生活水平。

　　基于“六枝原则”，贵州生态博物馆确立了如下基本原则：一是本土化，既要被国际博物馆界认可，又要具有中国特色。二是政府主导，专家指导，村民参与。三是既要保护文化，又要发展经济。

　　随着生态博物馆项目的进行，国家文物局和地方政府也加大了对这些少数民族村寨基础设施的投入。记者在梭戛见到新修的道路直达山顶上的村寨，一些房屋得到了加固整修，村寨中还通了电、引来水，新村寨也在建设之中。与这些显而易见的物质变化相比，观念与认识的变化更为可喜：村民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从而为民族文化的有效保护提供了内在动力。

　　原生态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博物馆保存的大多为工业化社会的文化，一般产生于关闭的历史原址，例如矿区、钢厂、发电厂，许多以前的工人失业或退休，成为此类博物馆的创办者。而我们的生态博物馆则是前工业化的农业化社会村寨。这意味着我们保存的文化不仅比西方国家保存的文化要久远，而且因为社会和经济处于封闭状态，所以也更落后更原始，从而也更难于保护。

　　当一个封闭了数百年的村寨突然面向世界开放时，来自高度发达的社会的技术交流以及文化影响会造成什么结果不难想像。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要导致心态文化上的变化。知名度的提高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人们观念的改变促进了村民商品意识的觉醒。记者在地处贵阳郊区的镇山看到：村中店肆比肩，游人纷至，村民还在水上搞起了游船等项目，这里已成为贵阳市的一处旅游胜地。既使在梭戛那样偏僻的深山区有限的空间里，六七年间接待的国内外专家、学者、游人也近万人。记者在梭戛见到了新建的招待客人和游人的客舍，村民在街上出售刺绣制作的服装衣饰和蜡染制品。这一切使人疑惑：这里究竟是生活的村寨还是旅游点？

　　在梭戛，茅草覆顶的土房中光线昏暗，湫隘的室内什物杂乱，甚至在卧室内还有鸡笼，人畜同室；在一户人家中，一位青年围在火塘前，一脸的茫然，家中没有任何值钱的物件，数百年、甚至是数千年的时光在这里停滞了，我们看到了真正的贫困，其景象超出了人们的想像。望着同在一片蓝天下的淳朴善良的苗族同胞，面对眼前令人心酸的景象，所有的理论都显得苍白无力，是保存这种原生态，还是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显然，在这里没有什么比改善人更民物质与精神生活更重要的事情了。

　　针对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发展，挪威文物局的达格·梅克勒伯斯特先生认为：“对于生态博物馆的理论理解程度，在不同的管理层有不同的差距，而在中间管理层对生态博物馆的理解还认为是旅游发展问题。”无疑，目前生态博物馆所在地发展经济的最便捷之路就是发展旅游，而经济发展又会引起新建筑、新事物的日见增多和民族文化的渐渐消失。而在发展旅游与文化保护方面，目前，人们很难找到平衡点。

　　巩固比建立更艰难

　　在中国，建立一个生态博物馆并不难，而巩固它则比建立要难许多。因为建立它主要是政府和专家的行为，而要巩固它则只有文化主导权回归到村民手中，村民从名义上的主人回归到事实上的主人，并由他们以民主的方式管理自己的文化，依照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利用自己的文化造福于社会。

　　中国博物馆学家苏东海先生认为：这种回归要经过三个文化递升的层面，即利益驱动层面、情感驱动层面和知识驱动层面。村民保护自己文化的动力来自利益的驱动，也来自对自己文化的天然感情，但对自己文化的价值还缺乏科学认识，这三个层面都需要提高，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要对村民进行必要的培训。不仅要帮助村民们理解生态博物馆，更迫切的是要帮助他们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科学地认识自己文化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他们才会更加珍爱自己的文化，更加关心自己文化的长远利益。

　　加拿大于1978年建立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时首先就建立了指导中心，对居民进行三年的培训，美国史密森学院开发的亚克钦印地安生态博物馆建立的信息中心，也组织了与加拿大的互访学习和培训。中国广西则把民族博物馆与生态博物馆建成联合体，在专家与村民间建立了不断互动的机制。这种机制不仅使专家有了一块科研基地，而其科研成果又反哺着村寨。只有那些符合实际的方法不断创造出来，生态博物馆才会富有生命力地向前发展，才会真正得到巩固，显然，这决非朝夕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