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口难辩的余秋雨

　　兰草

　　近来，围绕由余秋雨担纲总编的一套中学教材，因将《贾平凹的书法》收入其中褒贬不一，论辩双方斯文扫地，摆出一副街头对骂的架势。有人甚至推断，余秋雨此举是“文化腐败”，是“投桃报李，互相吹捧”，等等。

　　后来，一位当事人出面澄清，当初，出版社的确特地派人到上海恳请余秋雨出任总编，编写前，曾邀请余秋雨同编写人员沟通，“但余因事务繁杂，最终‘缘吝一面’”；正式编写时，从体例到内容基本是编写人员“自由裁定”，“没有同余磋商”；丛书编成后，全书长达180万字，“估计余秋雨也是粗粗浏览，具体的文章大概无暇看顾”。至此，闹得沸沸扬扬的教材事件算是真相大白，所谓余贾二人“投桃报李，互相吹捧”云云，纯属空穴来风。

　　但令人奇怪，作为“直接受害者”，余秋雨和贾平凹吃了“冤枉官司”，却一直保持沉默。有人认为，贾平凹性格孤僻、低调、木讷、不善言辞，而且三年来一直在干他的正事———写长篇新著《秦腔》，至于自己的书法水准如何，是否入选教材，“与他实在不大相干”。更何况，你骂得再凶，说不定相当于免费广告，其“智性书写”照样一字难求，他何苦要趟浑水，卷进那种是是非非？

　　那么余秋雨呢？早先，他的“文化散文”走红时，有人盯住书中错别字、常识性错误之类“硬伤”，没完没了地“咬文嚼字”，一开始他尚能泰然处之，后来可能真的被“咬”痛了，终于失去耐心，来个反戈一击，着实让那几个人领教了余先生的厉害：不仅笔下功夫了得，而且是口若悬河、舌如利刃。可见对于“流言蜚语”，他已经确立了针锋相对、决不手软的应对原则。如今，由他担任总编的教材成了“众矢之的”，遭受不白之冤，站出来讨个公道应在情理之中，但他为何却一反常态，超然物外呢？

　　以笔者愚见，余先生所介意的，不是贾平凹书法作品入选教材是否“腐败”，而是另有“隐忧”。当初，出版社聘请余秋雨为总编，负责“编排宗旨、体例及序言撰写等事宜”，是看中了他的名声以及“学养和号召力”。总编，顾名思义，是编辑工作中“拿总”的要人。按照常识，不折不扣地履行总编之职，“学养”更为重要，“号召力”应当建立在“学养”之上，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尤其应该拍板定案，一言九鼎才是。然而，正如那位“当事人”有意无意透露的那样，出版方只在销售环节用上了他的“号召力”，而没有在编辑环节用上他的“学养”———从编辑到定稿，余秋雨徒有总编之名，却不尽总编之职。

　　问题是，余秋雨名不副实，偏偏遇上些喜欢较真的人，要来个循名责实。面对潮水般的责难，余先生不便拍着胸脯承担责任，因为他的确不是入选贾氏书法的“始作俑者”；然而，他也不能推卸责任，因为他是丛书总编，白纸黑字，赫然在目，大概还有合同为证。如今，顾问不问，理事不理，董事不懂之类，是一种格外理亏、频遭诟病的“怪现状”，如果余先生声明本人从未介入编辑事宜，岂不等于承认自己也未能免俗，闹出个“总编不编”，岂不承认对出版社和读者不负责任？既然有越抹越黑的可能性，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少说为佳，心字头上一把刀———还是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