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勇：我不是在否定深圳

　　舒勇：我不是在否定深圳

　　其“九问”深圳作品经本报报道后引发多方讨论，本报记者与舒勇进行对话

　　行为艺术家舒勇以“一个艺术家与深圳的对话”系列公益广告对深圳发出“九问”，意欲激发深圳人对深圳精神的探讨，这一事件日前经本报报道后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多

　　“我和深圳有着很深的缘分”

　　记者：这个创意是你提出来的还是你合作的广告公司提出来的？

　　舒勇：这其实是我一直在酝酿的一个作品系列之一。正好有广告公司合作这个契机，让我选择了深圳，而且我一直也想选择深圳，因为深圳包容的环境，还有跟我的创作经历也有关，我的多种艺术都是在深圳完成的，我1997年第一个艺术展览就是在深圳戏院做的。我和深圳有着很深的缘分。那一次的经历给我一种激发，观众对艺术热烈的反应，让我感觉到了可能艺术应该走到一个更宽泛的语境中去。它总是会让你得到一些意外的惊喜，或者带来不可预见的东西。

　　记者：你说你想选择深圳，你的意思是，你虽然不是深圳人，但是你一直在思考和关注深圳这座城市？

　　舒勇：那是肯定的，深圳不仅仅是深圳人的深圳，它是全国人的深圳，它集中代表了改革开放20年来的一个成果，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转型的一个社会形态的集中表现，有代表性的一个城市，它的意义实在太丰富了。我选择它是必然的，大家遇到了一个转变观念的时代，我和城市的对话，从深圳开始，是有价值的。

　　记者：你对深圳是相当了解的。

　　舒勇：对，我不需要查阅资料，一瞬间就可以数出若干个最有价值的景物来。我觉得，这些符号本身，可以通过再次激活或者再次运用，会获得新的价值，所以一个好的艺术作品是可以延伸的，不是说十年二十年这样的概念，而是不断有新的意义诞生，而这些意义，是由我们这些艺术家和社会不同的人重新去诠释和赋予它的。

　　“沉浸在过去的辉煌是自恋”

　　记者：你进行“九问”的东西是如何进行选择的？

　　舒勇：我选的都是深圳最著名的景点，是深圳人心中可以形成共鸣的东西，这种共鸣其实就是公众的符号，就像地王大厦、孺子牛，都是值得深圳人骄傲的、最辉煌的公众型的的话语。

　　记者：有些观点认为你是在瓦解它们的历史含义。

　　舒勇：恰恰相反，深圳的这些景物、雕塑见证了社会的变迁和转型，我所做的正是在推动他们继续往前走了一步。比如孺子牛，如果它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文物，既然放在公共空间，它就不该是个文物概念，而是可生长的，它跟不同时代的人在沟通，在交流，那么这种沟通和交流应该是互动的。

　　记者：你希望自己能够推动它在不同的时代往前走。

　　舒勇：对，我希望通过艺术的方式让它继续往前，永远不断成长。如果只是沉浸在过去的辉煌，那么这就是一种深圳人的自恋。比如地王大厦，在今天的深圳，在这个讲究效率第一的时代，我们还需要这个第一高楼吗？大家今天已经意识到，高度第一不一定是最好的，现在人们考虑更多的是经济，环保效益。我不是在否定深圳，否定过去，我是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到一个新的评判标准，新的审美标准。

　　“抛出问题是想引东西出来”

　　记者：比如你把这个质疑深圳第一高楼的巨幅广告竖立起来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可能它会让很多人感到你的这个作品、这个疑问，实际上是带着一种情绪的？

　　舒勇：情绪是肯定有的，任何一个人都需要有情绪。情绪是一个艺术家的真诚，也是一个市民的真诚。关键是我们如何去引导这种情绪，如何借助公益广告这个媒体，把这种情绪引向一种健康的思考。它引发了争议是事实，但我不希望是一种谩骂，我抛出一个问题，希望引出很多东西来。

　　记者：有人说，艺术家的本质是偏激，你觉得你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有没有带着一种偏激呢？

　　舒勇：偏激和偏执都是当下艺术家的一些表现特征。偏激是一种创作态度，当然面对公众艺术的时候，仅仅用偏激是不行的，艺术家用偏执去介入公共社会的时候，是会冒着风险的，这种偏激多多少少会让人感受到伤害，这不是艺术家的本意。但是我承认，它确实存在，而且创作艺术必须偏激，所以我内心受到一种煎熬。

　　记者：很多人，可能都会感到一种刺痛。

　　舒勇：每个人的知识结构、背景都不一样，对待一个事物肯定是有多种解释，多种理解。当然这也是合理的，我也有这种胸怀去包容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是我很害怕这种对抗性被各种情绪所激化的时候，因此而伤害到我的合作者。讲心里话，我一直觉得忐忑不安。

　　记者：引起大家的注意不是你所希望的吗？

　　舒勇：引起注意不是我最终的目的，我希望的是通过公益广告这个媒体可以让我的作品真正被深圳接受，希望大家的注意力还是回到作品本身。

　　“让大家都去思考就是意义”

　　记者：你觉得这九问深圳，有答案吗？

　　舒勇：提供一个答案可能是一种肤浅的方式，很多事情不是可以能用因果方式来简单解释的。很多事情都是多元的，理解也会有多种方式，我提出这个问题，只是希望让这些问题可以像镜子一样挂在这个城市的上空，让大家可以经常看到它，思考它的本意，时刻提醒自己该怎么去做。

　　记者：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的本意是希望大家一起去寻找这个答案，而不在于你提供一个答案。

　　舒勇：没错。大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寻找这个答案，用自己的行动去寻找答案，可能这种行动本身就是一种答案，一种意义。艺术介入社会的魅力不在于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而是它在刺痛或者触动着一些东西，然后使一些人的思想或者行为发生改变。这是我所希望看到的。

　　记者：这个刺痛是必须的吗？

　　舒勇：就像打针。生病了，你必须要打针，打针是痛的，可是必须痛过才会痊愈。社会是更复杂更丰富的载体，刺痛后的结果将是多元的。当然打针也是有风险的，打错药也会打死人的。

　　记者：你怎么确定你的针是正确的呢？

　　舒勇：我现在没办法预测，今天仅仅是个开头。

　　记者：但是你希望这是个能治病的好针。

　　舒勇：当然。一个艺术家有一种社会责任，应该用自己的方式对社会的一种东西做出反应，用自己的作品为社会服务。尤其是今天的艺术家的作品，很多只是挂在墙上的装饰品，它对社会的反映和张力越来越弱了。

　　“九问深圳是一种观念艺术”

　　记者：这是你做行为艺术的原因？

　　舒勇：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行为艺术可以用身体参与和融入到社会中去，可以跟人们和社会交流。其实这一次九问深圳不是一个行为艺术，而是一个观念艺术，借助一个媒体来表述一个观念。我知道很多人因为我是行为艺术家，而对这个九问深圳抱有一个疑问和偏见，我也知道行为艺术已经被边缘化。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因为我是一个行为艺术家，就对我所有的作品有偏见。我不希望因为身份而有一种偏见。作品是最重要的。

　　记者：你觉得忽略作者，关注作品本身是最有价值的。

　　舒勇：没错，我希望大家回到作品本身。娱乐大家不是我的本意。这个作品有深圳市民的参与而在不停延伸，这种参与和延伸本身就是一个作品。

　　记者：在很多人眼里，行为艺术只是一种哗众取宠的、极少数人自娱自乐的一个东西。

　　舒勇：我承认，当然我也哗众取宠过。今天的时代发展太快，已经没有办法用传统的审美来评判一切，这个时候需要建构新的审美标准，但是现在并没有新的原则建立，所以如果大家以传统的东西来评判新的东西，出现价值观的冲突，是很正常的，但是却造成了两个极端，艺术家越走极端，观众越不了解。所以我就希望能够跟观众进行一些更深的沟通，艺术家有责任通过自己的责任去让观众接受它或者感觉到它的本意。苛求大家百分百觉得美是不可能的，即使是个很漂亮的姑娘。

　　记者：你觉得你现在已经抛弃哗众取宠了吗？

　　舒勇：我愿意抛弃。简单的哗众取宠已经有所破坏了。当然我知道今天还有人说，舒勇又哗众取宠了。不管我如何努力，都有人说我在哗众取宠。这是一个矛盾。我想，这是一时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我希望我可以慢慢学会改变。

　　本报记者　姜英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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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勇称艺术介入社会的魅力在于它刺痛或触动一些东西，使一些人的思想或行为发生改变。　本报记者　张耀波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