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岁女娃进抗联打鬼子(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15日11:58 新文化报

　　6月14日傍晚，在沈阳市皇姑区一个陈旧但并不破败的居民楼内，记者见到了居住在这里的抗联老战士王铁环。看到这位78岁的老人身体硬朗，步伐灵活，记者确实感到很高兴。因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她就被诊断患了肺癌。王铁环笑呵呵地对记者说：“要不是因为手术做得及时，效果好，我肯定活不到现在，也就不能接受你们的采访了。”

　　提起自己在东北抗日联军生活和战斗的那段岁月，王铁环记得特别清楚，往事仿佛又浮现在她的眼前。

　　把钓鱼线系身上小铁环差点成鱼食

　　王铁环出生于1927年1月，祖籍黑龙江省密山县马鞍山村。1935年，日寇侵略的战火烧到了她的家乡。为了反抗侵略，救国救民，父亲带着王铁环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那一年，王铁环只有8岁。参军后，她成了第七军三师八团里的宣传员，整天揣着一支小手枪到各村撒传单，贴标语，发动群众抗日。1938年，王铁环的父亲在战斗中牺牲，东北抗日联军的处境也开始变得越来越难。

　　1938年以前，他们那支队伍还可以在密林中宿营，吃穿都可以自己解决，生活不算太艰苦。可1938年后，日寇加紧了对东北抗日联军的围剿，整天用飞机轰炸密林，无奈之下，队伍只好跑到山坡上挖洞，躲在里面继续战斗。后来，山洞也藏不住了，大家又开始围着湖泊转。这种战术不光是为了继续打击日寇，也是为了能够在粮食无法补给的时候靠吃鱼生存下来。

　　那时候，黑龙江的土地上有很多湖泊，而且这些湖泊里都有鱼。1939年夏天，王铁环所在的连队就围绕着一条没有名的湖泊打起了游击。那时他们每天的任务除了要战斗外，还必须到湖边去钓鱼补充给养。王铁环记得，那时她只有12岁，长得还特别小。她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领导让她看守两根钓鱼线，目的是不让上钩的鱼把钓鱼线拽走。觉得自己胳膊没有力气，王铁环就没有将鱼线牵在手里，而是把它们系在了自己的脚踝上。就在她迷迷糊糊刚要睡着时，忽然感觉有东西正用力把她往水里拽。惊醒之后，王铁环忽然发现面前混浊的水泡里正有一个东西在拼命地挣扎，就是这种力量在把她往水里拽。惊恐之时，她大声喊叫，听到喊声的战士立刻赶过来帮忙。当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水里的东西拽上岸后，才发现竟是一条一米多长的大鲶鱼。大伙都乐呵呵地对惊魂未定的王铁环说“好家伙，好悬没把我们铁环当鱼食啊！”以后钓鱼时，王铁环再也不敢把钓鱼线系在身上了，大伙就让她把鱼线系在岸边的小树上。

　　护送铁环去苏联俩战友边境牺牲

　　1940年初，由于日寇的进一步围剿，东北抗日联军的生存形势越来越严峻。在这种情况下，时任东北抗日联军副总指挥的周保中和李兆麟将军来到苏联商讨斗争形势及策略问题。苏联方面同意，向中国抗日力量提供“大后方”式的保障。中国抗联战士一旦遭遇日军追杀，就可以越境退守到苏联一方暂避。后来，东北抗日联军的将领们把失散到各地的抗联战士召集在一起，分批进入苏联境内，并入苏联红军的编制。王铁环就是在这时和战友一起去的苏联。

　　冰天雪地，排长倪得胜和另外一名战士护送王铁环等七人越境去苏联。由于日军在中苏边境线上设置了很多据点，并且每隔半个小时就要巡逻一次，所以他们这些人想成功越境难度很大。王铁环清楚地记得，为避免和日军巡逻兵直接遭遇，他们九个人趴在雪窝中二十多分钟，才成功越境。等护送他们的倪排长和另外一名战士返回国境时，王铁环和战友们清楚地听到了几声枪响，以后就再也没有了这两位战友的消息。后来，王铁环听别人说倪排长他们回去时碰到了巡逻的日军，战斗中他俩英勇牺牲了。

　　王铁环在苏联呆了6年，1946年回到了国内。1982年，她从沈阳毛纺厂离休。

　　如今，她的儿女因工作关系没有生活在她身边。老伴去世后，她的生活起居主要靠保姆照顾。儿女不在身边的时候，她还有一只顽皮的小狗跟她闹一闹。王铁环说她很珍惜现在的生活。

　　实习记者樊亮文/图王铁环说她很珍惜现在的生活

　　弟被抓日本当劳工60余年仍无音信

　　本报寻找在东北沦陷时期和整个抗战期间，不能忘却的记忆，说出您被岁月尘封的沉痛，让我们一起缅怀、一起感受……热线电话0431-96618

提起当年事，81岁的李强异常激动本报记者阚旋摄

　　“为什么我如此憎恨日本人！因为日本人给我的家庭造成的伤害痛彻骨髓，我差点命丧煤矿里，那年弟弟也被抓走，运送到日本当劳工，走的时候家里都不知道，至今没有弟弟的消息。”81岁的李强老先生哽咽了：“父亲在日本人的欺凌中悲愤地去世了，母亲为两个劳工儿子哭瞎了眼睛，我们的国仇家恨日本人永远也难偿还。”日本兵像疯了一样抢东西父亲在敦化的地摊也被抢

　　“‘九一八事变’那年，日本鬼子霸占了敦化，他们掀翻了我家的地摊，抢走了东西，我家彻底破产了，从此辗转吉林和山东两地，一家人颠沛流离。”李老先生双目凝视，叹了口气。李老先生的父亲是摆地摊的买卖人，由于家境贫困不能读书，每天跟着父亲一起摆地摊。当年摆摊的地方位于敦化县最繁华的路段——敦化南大街，货摊的对面就是银行。突然有一天，一大队日本兵挑着他们的“膏药旗”叽哩哇啦地朝着地摊过来了。

　　“就听小鬼子乱放枪，把银行原来站岗的两个兵的枪下了，换上了两个日本兵，银行被占了。”老人声音突然变得深沉，银行被占了，鬼子破坏了所有的地摊。

　　“我问我爸为什么抢我们的东西啊？父亲小声告诉我不要吱声，我们推着卖货的小车就往家走，往回走时，天上小鬼子的飞机还在扔炸弹。”老人的眼睛里露出惊恐的神色：“到处人仰马翻，日本兵像疯了一样抢东西。”一家人逃到山东却无法生活父亲和他先后回到敦化

　　“这样，一家人来到山东，那时没有其他的亲人，只有大娘一人，父母带着我和弟弟住进了大娘家的厨房，由于没有生活来源，第二年，父亲又回到敦化做小买卖，但家里破产后始终没缓过来，父亲是个烈性子，着急上火回到敦化那年就去了。”老人气愤地说：“这账都得算在小日本的头上。”

　　在母亲的支撑下，10岁的李强进了私塾。但家里的生活非常窘迫，13岁他便回到敦化准备拾起父亲的旧业，就在敦化的一个商店内学徒。那时商店内都贴着“莫谈国事”四个字，老百姓根本不敢多说话。白天，可以看到一大堆日本兵耀武扬威地向大山里走；晚上，从栅板缝里偷偷看到小鬼子往回运尸体。后来才听“讨伐队”的二鬼子说是打败仗了，“看见小鬼子都死了，那个乐啊！”

　　“那时还不知抗联是怎么回事，经常有日本鬼子和伪军到商店里要吃要喝的，他们手里都有枪，谁也不敢不给，还得伺候他们，最终把我学徒那家的买卖吃黄了，我也只能再回山东，那年我16岁。”李老说到这儿，长叹了一口气。再回山东已满眼日本兵为养家他又从山东来到长春

　　李强从山东出来时还没见到日本人，再回去时已经满眼都是日本兵了。“白天，村长或是乡长带头敲着锣，日本人在后面跟着，到处说骗人的鬼话；晚上，日本兵都上岗楼了，就变成八路军的天地，教我们唱抗日歌、识字。‘拿起斧头刀枪、保卫家乡’”。说到兴儿头，老人哼起歌儿来。

　　“旧社会都说好人不当兵，可是八路军来了，大家却都要参军，我也要参军，母亲不让，家里就我一个劳动力，还有弟弟妹妹怎么办呢？”为养家糊口，李强又从山东来到长春。给日本人打工被“勒大脖子”教训日本人后被灌辣椒水

　　“来到长春，我在现在百汇街和桂林路交会处的‘圆田商店’卖副食品，当时那一带居住的90%都是日本人，只能给他们打工。给的工资少不说，还经常挨打。”就在这时，李强认识了附近伪满株式会社金辉路房产事务所一个烧锅炉的工人。“他叫李长荣，30多岁，我经常到他那儿诉苦，他就像家人一样照顾我，有时就从商店里偷点米给他送去，后来介绍我去学水暖工。”1943年，李强还取得了技术证，就是“新京特别市公署”发的“职能手账”。

　　后来，李强把母亲和弟妹从山东接到长春。19岁时，李强结婚了。他到伪满株式会社由学徒工转为“长用夫”，在现在长春市政府的三楼上班，“当时工头是日本人，工头经常‘勒大脖子’，就是揩油，我们一天1.7元的工钱，最终只能拿到1元，还得经常请工头吃饭。”

　　按照伪满的兵役法，20岁的李强必须入伍当“国兵”，他是伪满第五期“国兵”，也是最后一批。经常被日本工头“勒大脖子”，李强决定要教训工头，工友们也说反正就要入伍了，不用害怕工头了，还帮着拉偏架，于是李强就把日本工头教训了。“教训完日本人，我就被日本鬼子的顺天警察署抓去了，打嘴巴不服，就灌辣椒水，最后还用筷子夹手指节。”老人伸出手：“至今，还留着病根儿，阴天下雨，手就疼。”一个月哥俩都成劳工母亲伤心哭瞎眼

　　这样，李强被日本人取消了兵役资格，判三年劳役，也就是去当劳工。1944年，他被送到东边道开拓株式会社石人沟采炭管理所下设的煤矿当劳工，就是后来让老百姓一提起就毛骨悚然的石人沟煤矿。

　　就在李强被抓去当劳工的那个月，1944年4月，弟弟李悦龄在上班的时候突然不见了，母亲去找，看着母亲哭得像个泪人似的，中国师傅偷偷告诉母亲“被抓到日本当劳工了”，当时是随一批同龄的孩子走的。家里只剩下母亲带着妹妹过日子，两个儿子生死未卜，母亲的眼睛都哭瞎了。哥哥当劳工九死一生弟弟一去不复返

　　进煤矿的劳工按政治背景分为三类，特别危险、危险和一般三类。特别危险的一天要挖4吨煤；李强被分在二类，一天挖两吨煤；三类负责打眼、排水、通风、运输等比较轻的工作。劳工不允许与家人通信，家属也不能探望，一天6个窝头，恶劣的条件让很多人生了病。

　　“我还能记得跟我一起去的工友王海峰的惨死。”王海峰不愿意给日本人采煤，就装病。日本人为了让劳工不再装病，就使用最阴险的手段，日本人先把有病的劳工集中起来，声称给他们看病，可是到了一个地方，就把劳工的衣服都扒光，把铲煤的大铁锹烧红，然后往屁股上烫，“结果残废的残废，被烧死的烧死，很多人被狗叼走，狗吃剩下的人再送到‘炼人炉’里火化，王海峰再也没回来，这样以后再也没人敢说自己生病了。”

　　潮湿的工棚、食不裹腹，非人的遭遇让李强也病倒了，“虱子都长尾巴了，像蚂蚁一样大，能不生病吗！”李强瘫痪在床上三个月，还不敢说自己生病了，靠以前学了几句日语，跟日本工头说了几句好话，得以在工棚休息并给妻子写了封信，已经怀孕的妻子卖了金戒指买了三贴膏药和车票来看他。“就那三贴‘八大锤’牌膏药救了我的命。”这样我终于能站起来了，憧憬着能活着回家照顾一家老小。天亮了劳工逃离了煤矿他希望能找到弟弟

　　劳工饿着肚子还完不成任务，于是就组织暴动，“在我的记忆中有10多次暴动，但没有一次成功。”首先劳工秘密组织起来，把工头和矿警绑起来，然后大家一起往外冲，可是冲到洞口的时候就会被闻讯赶来的矿警乱枪射死。

　　到1945年9月10日前后，当时煤矿上并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看到几名矿工开始乐观起来，后来分析他们可能是抗日分子，得知了胜利的消息。这时，原本经常被大锁头把着的工棚突然不锁了，矿警把警衔都摘下来了，枪也不见了，“好像自由了”，矿工试探着出来散步也没人管了，于是包括李强在内的20多名劳工聚集到一起，拿着木棒穿上衣服就跑了。

　　走了两天，他们才走出一道叫做回头沟的大沟，路上捡了伐木工人剩下的发霉的玉米面煮了吃，天黑了点燃柴火吓走狗熊，一路上见到胜利的部队，在他们的帮助下终于回到长春，此后认识了地下党，成了地下工作者。

　　“就这张照片了，这是弟弟被抓走的前一年，我们的全家福。”老人抚摸着泛黄的老照片，看着弟弟清秀的面容。“不知道他是生是死，连当年如何去日本的记录也没找到。1982年，母亲去世时还念叨他。”老人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着弟弟的名字：“他叫李——悦——龄！”老人曾托人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登记，寻找弟弟，可是，至今没有任何消息，“不知道有没有那么一个组织，记录着当年被抓到日本劳工的情况，哪怕当年的一张纸上记录了他的名字，我也算得到一点安慰了！”本报记者苗颖

　　弟弟被抓到日本当劳工的头一年，幸亏全家合了个影，让李强觉得还有一点安慰F10

　　电影中的抗日电影中的英雄原型（一）电影《地雷战》中的赵虎原型赵守福一人炸死炸伤敌人183名赵虎原型赵守福

　　赵守福现住山东省海阳县赵疃乡。

　　赵守福当年是一只猛虎，一只咆哮着扑向敌群的猛虎。在海阳地雷战中，他出生入死，敢打敢冲，一人就炸死、炸伤敌人183名，先后6次获得胶东军区授予的“钢枪奖”。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对他竖起大拇指，连称：“好小子！”赵守福的大名威震敌胆，日本鬼子四处张贴布告：“活捉赵守福者赏洋一万元，割他的头者赏洋五千……”

　　提起这些，老英雄朗声大笑，摆摆粗糙的手掌，连说：“不讲自己，不讲自己，我讲讲咱海阳的地雷战！”

　　在8年抗日战争中，海阳民兵共作战2000余次，毙伤俘敌1500多名，缴获各种武器600余种，共涌现出县以上英雄500多名。赵守福是其中的佼佼者。

　　解放后，他被选为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曾10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1962年拍电影《地雷战》，他积极为摄制组提供材料，给饰演赵虎的演员讲述当年的战斗场面，前前后后跟着忙活了一个多月。

　　晚年，赵守福时常给青少年讲讲爱国主义教育课，并为建立“地雷战纪念馆”而奔忙，现在纪念馆终于建成了。

　　电影《苦菜花》中娟子原型冯德清说党叫干啥就干啥娟子原型冯德清

　　在山东省烟台市庆安里的胡同里，记者寻找冯德清老人的住处。

　　但老人自己却不愿承认。“我不是娟子，小说电影那是艺术加工，这你做记者的比我明白。我也没有啥说的，不过你大老远来的，我一句话不说也不好。”

　　老人有3个儿子，3个女儿，现在和小孙子在一起生活。当我问起老人的生活状况时，她说：“挺好！我虽然工资不高，从1952年定级一直到离休从未长过工资，但比起那些牺牲的同志，我还是很幸福的。”

　　虽然历尽沧桑，但老人家对党的信仰依然如故。“党要建设好，反腐败要搞彻底，这样的话，我们这些老同志就放心啦！我们没有什么别的要求！”这是她在谈话中多次强调的。

　　冯德清老人经常和居委会的老姐妹一起工作，或执勤，或打扫卫生，问她为什么，她这样回答：“我是个老党员了，党叫干啥就干啥呗。一辈子都是这样过来的，老了，没了单位，就听从居委会的呗。”

　　电影《地道战》中的高老忠原型大炮王玉龙为了艺术“牺牲”了高老忠原型王玉龙

　　“我叫王玉龙，原先叫王印怀，参加革命后为躲避敌人抓捕才改的。咱冉庄人都叫我大炮，因为我性子直！”在北京酒仙桥电子管厂宿舍里，高大健壮的王玉龙老人直声直气地向记者介绍自己。

　　“采访我？我已经‘牺牲’了！”老人不无幽默地这样说，之后又禁不住大笑起来。

　　“拍电影的时候，导演确实跟我商量过，说是咱们中国这边得牺牲一个，才能增强艺术感染力，那就‘牺牲’村长吧，能激起人们对鬼子的仇恨。我说中！这样我就牺牲了！电影还是跟生活不一样的，就是我不姓高，也不是高传宝的父亲，高传宝其实是高振峰、高振福两个人合成的，他们都是我的同龄人。打鬼子那时，我是村长，高振福是党支部书记，高振峰是民兵队长！”

　　抗战中，英雄的冉庄民兵先后作战157次，其中地道战17次，依托地道进行伏击、追击战斗55次，配合地方武装出村作战85次，杀敌2100余人，为抗日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作为村长，王玉龙自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当年冀中军区吕正操等领导人曾多次嘉奖冉庄民兵。

　　解放后，王玉龙任乡长。1957年成立高级社，又任社长。后来因老伴眼睛失明，加之孩子需要照顾，辞去工作。1958年，王玉龙带着老伴、孩子到北京，在酒仙桥电子管厂当工人。当年他的上级领导、区委书记张森林来到北京铁路分局做党委书记，张书记曾多次找到他，说根据他的资历和贡献，可考虑给他重新安排工作，王玉龙都谢绝了。他对记者说：“我没有文化，横竖不能当官，那容易误事，还是当工人好！”就这样，他一直在食堂工作到离休。

　　老人已经78岁了，每月拿离休金500多元，他说：“这些钱足够了！”的确，他的生活很简朴，除了那盆剑兰，几乎没有什么带色彩的东西。摘自《寻找英雄》（新闻编辑：曲兆佳）（来源：新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