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转 变

　　从1949年3月进城到1950年底，即新中国建立前后一年多时间，人民日报的工作相当困难。各部门领导干部基本是根据地来的，虽然补充了一批新鲜血液，但同时又调出一部分人，经常感到人手不敷分配。从华北中央局机关报升格为中央党报，宣传任务重了，接触面多了，许多新鲜事物不熟不懂。从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到集中的和平大城市，这个转变太快太急，从领导到职工，欢欣鼓舞之余，多少有些不清醒、不适应。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

　　由于全社职工精神亢奋，工作积极，从报面看，热热闹闹，五光十色。国内发生的大事从未遗漏，各种政治反应都很及时，有些“有心”的记者、编辑还就城市工商文教各业和市民生活等等问题进行了相当细致的调查研究，积累了一些迫切需要的缺门知识。但是，总的说来，工作相当局促、被动，常有顾此失彼、火燎眉毛的压迫感。

　　技术性错误造成重大政治后果的事故不断发生：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错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把极重要的人民政府公告安排在很不醒目的位置，把镇压反革命政策中的“可杀可不杀者不杀”错成“可杀可不杀者杀”，如此等等，影响极坏，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

　　有些错误在政治形势和多种工作转变时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有的错误则无论如何不能原宥。读者和报社工作人员还认为，我们许多报道浮而不深，原因是根据地办报时的一些优良传统丢掉了、削弱了。

　　密切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是党报的生命。在根据地办报时期，中心工作战争、生产、教育、土地改革等等，广大群众为取得革命胜利而进行的忘我斗争，以及根据地军民的呼声和要求，占据党报的主要篇幅。报社十分重视通联工作，记者、编辑同通讯员交朋友，通讯员来稿在报面上占很大比重。进城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闻工作者通常说的政治新闻大量增加，这当然是很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联系必须反映的实际，但这毕竟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反映群众生活、要求和呼声，反映党的恢复国民经济的方针政策执行情况的来稿减少，又常常登不出去，登不出去又导致来稿进一步减少。有的读者甚至批评我们的报道只是城市、机关、会议。这虽是好心人的极而言之，也可说明读者的意见是多么强烈。

　　许多优良传统在不知不觉中削弱了，一些不好的作风、习惯却没有在不知不觉中“自动”消失。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形成的某些游击习气、散漫、迟缓等等不能适应新环境、新任务的作风影响下，即使提倡发扬“革命加拚命”的工作精神加以补救，还是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一切问题。

　　1950年3月上旬，人民日报社社长范长江、总编辑邓拓代表编委会向中央作了一个报告，列举报社工作中的重要问题：从1949年3月入城以后，人民日报工作取得若干进步。但由于多数干部对城市办报以及如何办全国性报纸的路线、方针、办法长期混乱不清，以致形成严重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与独立分散的倾向。报告说，最近两三个月来，在中央督促和胡乔木同志直接领导下，全力克服上述错误倾向。在结合实际，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纠正干部思想作风中危害最大的关门主义办报、形式主义和独立分散倾向三个方面，开始取得初步成效，使错误倾向基本上停止了发展。报告最后表示，决心在中央领导下，把人民日报办成名符其实的中央党报。在这里顺便说一句：胡乔木1950年初不再兼任人民日报社长，继续受中央委托，代表中央领导人民日报，张磐石于1949年底调中共中央华北局工作。

　　1950年3月举行全国第一次新闻工作会议，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作重要报告，着重提出报纸必须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报告使人民日报的领导、职工进一步看到报社已经开始的改进工作的努力方向对头，应该坚持下去。正在这个时候，北京放映苏联影片《大转变》，范长江、邓拓立即抓住了这个好“由头”。

　　《大转变》描写斯大林格勒战役由防御到反攻到胜利全过程，十分鼓舞人心。这次大胜利是苏联卫国战争乃至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范长江认为影片的主题，影片主人公的思想、精神、作风，有助于提高报社工作人员的思想水平，净化人们的精神境界，最终会使全盘工作由被动转为主动。他建议报社工作人员看这个影片，发动大家实行人民日报工作的“大转变”。

　　从哪里着手呢？首先从思想到行动像过去一样重视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当时报社最感困难的是对中央意图和各地工作情况了解太少。经请示中央批准，报社分派编委委员、组长（即以后的部主任）分别联系中央各部门，直至列席各部委党组会议，并商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列席他们的相应会议，了解领导意图，及时组织报道。长江本人率先示范，联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在中财委设一办公室，同陈云主任、薄一波副主任等领导人随时接触。当时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中财委情况多、信息多、新闻多、言论多，长江亲自写新闻，写评论，出手迅捷。报社同时派出部分编委、组长在内的业务骨干30多人，分赴各大行政区首府和中心城市，沟通报社同各中央局、省委的联系，了解中央的方针、政策在各地贯彻执行的情况，了解群众的舆论和呼声，在当地组织报道。这件事显示了长江狠抓重点、打歼灭战的魄力，他主张把能派的人都派出去，家里尽量少留人，“决胜于社门之外”。老实说，留下来的人，我自己是一个，曾经担心这种近似“空城计”的作法能否坚持得住，事实证明长江这个决心是正确的。一个月以后，信息多了，稿件多了，情况比较明了，报社整个机器的运转更加灵活，报纸的发行量也直线上升。长江还有一个特点，十分注意记者工作，这可能同他本人是名记者有关。他直接指挥一些记者，包括帮助订报道计划，亲自处理稿件，帮助总结工作。对此，报社许多同志，特别是一些记者，永远不会忘记。

　　通联工作是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重要工作，这个时期投入很大力量，但事后看，效果并不理想。在根据地办报时，单就用稿数量来说，通讯员的稿件不少于记者的稿件。反映情况，通讯员又广又深。进城以后，报社同大部分通讯员断了联系。稿源问题还不太突出，因为记者能够供应比较重要的非用不可的稿件，主要是这个重要的情况来源濒于断绝，报社耳目闭塞，大大降低了工作质量。报社下了极大的决心，投入相当编辑部五分之一的力量恢复通联工作，方法基本用根据地的一套。到1950年底，登记在册的通讯员（包括有通讯地址的投稿人）达一万人，来稿增加但采用不多，服务性工作直线上升，来信来稿登记耗费大量人力，报社逐渐难以承受。于是改为培养斯大林论工农通讯员时所说的“社会活动家”式的通讯员，要求他们首先不作为投稿人，而经常用文字或当面或电话向报社反映有关国家、人民利益的情况和问题，反映群众舆论和要求，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由于这些要求与实际可能相距太远，短期难以办到，不久就停止下来，转为同报社保持松散联系的群众工作。

　　加强评论工作，在这个时期获得突破性的进展。进城以前，人民日报是地区性党报，对全国问题、国际问题不作评论，本地区需要以评论形式探讨的问题不多，所以社论是比较少的。1950年以后，社论逐渐增加，多数出自范、邓之手，编辑部其他同志写得不多。为了改变这种窘状，编辑部建立了每周开言论座谈会的制度，由范、邓主持，大家谈情况，拟题目，分工撰写。同时动员编辑记者过评论关。特别是记者，掌握情况比较多，了解各方面领导意图比较及时，自己写新闻、通讯，自己写评论相配合，提倡各种“武器”都能使用，比较容易上路。

　　为纠正多年养成的某种“游击习气”、散漫、马虎、不准确等不良作风，全报社，重点是编辑部，在这个时期建立了不少制度，如三级负责审稿制度、情况交流制度、版面编排规定、编辑记者相对固定专业制度、版面按专业划分制度等等。制度是为任务服务的，但有相对稳定性，四十年前规定的制度，某些已经过时，某些依然管用。当时提倡的迅速、准确、抓重点、敢拚搏、目光四射、密切协作等等精神，对一个新闻单位来说，我看是长期适用的。

　　参加人民日报“大转变”的职工，多数年近古稀。“大转变”主要主持人范长江，当年广大干部对他的评价是新闻工作经验丰富，事业心极强，有魄力，“甩得开”，是个优秀的组织者和身先士卒的指挥员。有些人认为他有要求过急、急躁，有时近于粗暴等缺点。他在1952年夏由中央调到国家科委工作。“大转变”另一位主持者邓拓学识广博，大笔如椽，综揽报社编辑工作，同长江内（邓）外（范）配合，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于1958年秋由中央调到北京市委工作。这两位同志都在十年内乱中含冤逝世，是我国新闻界的重大损失。

　　摘自《李庄文集》

　　作者：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