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诉6次即辞职是引咎辞职制度的重要探索

　　欧木华

　　北京市东城区法制办副主任朱捷7月14日透露，东城区从今年5月起在全市率先实行《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案件败诉责任追究办法》。办法中特别规定，对于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一年败诉在6次以上或造成严重影响的行政部门，将责令其“一把手”引咎辞职。(据7月15日《新京报》)

　　该《办法》虽然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如行政官司败诉并非全因违法，《办法》中也没有对具体的败诉类型做出甄别。尽管如此，它还是瑕不掩瑜，是在引咎辞职制度化方向上进行的一次重要探索。

　　引咎辞职自2003年在我国大张旗鼓推行以来，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将其制度化。而目前引咎辞职之所以制度化程度很低，大致有两个原因:

　　一是由谁来问责的问题。笔者认为，问责制的主体并非单一，除了上级行政部门和人大外，公众应该是问责制的一个很重要的主体。而现实中，问责制度主体绝大多数是上级行政部门，也就是上级对下级进行问责。这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即如果责任牵涉到上级部门，那么问责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就会大打折扣，变成隔靴搔痒的“问责秀”。

　　二是如何量化“责任”的问题，有多少权力就应该承担多少责任。但目前的情况是仅凭上级对下级的问责，权力相互交错，责任难以划清。连责任都弄不清楚，问责起来自然不明不白，不能服众。

　　东城区实行的6次败诉就引咎辞职最大的亮点在于引进了法院审判这一制度。有了法院的介入，就很好地解决了公众作为问责主体存在的方式问题。另外，有了法院的介入，各级部门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在法官的公正裁量下，丁是丁卯是卯，一清二楚。责任清楚了，问起责来自然能让责任人心服口服。法院的介入实际上是解决了引咎辞职制度化上的两只拦路虎。

　　但这种介入是一种被动介入，是建立在民众起诉的基础上，如果“民不告”，很可能就“官不究”。因此，在“民不告”的情况下，检察院应该代“民”而“告”。只有这样，引咎辞职制度化才能有广泛的基础。另外，如果把败诉的原因进行分类，把那些并不违法的败诉剥离出来，这项制度的合理性就会增大。最后，败诉6次才引咎辞职是否有点太过宽容，也是值得考虑的。

　　总之，败诉6次即引咎辞职，对各级行政部门依法行政是一种很好的促进。有学者担心会不会有部门因此缩手缩脚，不敢做事。这点不用担心，这种情况有“行政不作为”制度来约束。还有的市民担心这会给法院造成更大压力，甚至可能干涉司法公正。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但这不成为否定这种探索的理由，否则，就是把小孩和洗澡水一起泼掉的不智之举。责任编辑：任远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