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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得故事自纪年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16日10:19 南方日报

  人物纪实

  文/郭光豹

  距今已整整半个世纪了——1955年。那年所发生的一切,特别是发生在我身上的细节,令我至老无法释怀。

  就知名度而言,1955年委实不如1957年,这是因为“反胡风”和“肃反”两个事件,不论从时间、规模、影响、领导决心和负面后果比较,都远远不及“反右派”运动的缘故。然而,历史既可赋予1957年以如此响亮的知名度,又岂会把1955年轻易遗忘?作为20岁出头的年纪,我那年所经受的超负荷政治压力以及难以愈合的心灵伤痕,实际上形成了一种“隐形后遗症”,时时处处影响着尔后的命运。

  此刻,我遏制不住经年不息的冲动,把这段故事翻捣出来,属于一种自我纪年的方式……

  1955年春,嗅觉灵敏的人已闻到“火药味”。1月1日,胡风写出《我的自我批评》,对其文艺思想作自我批评。高层阅后批示:“对胡风这样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人民、反党的思想,绝不让他在‘资产阶级思想’掩盖下逃脱,而予以彻底批判。”2月,作协指责胡风形成小集团,从而拉开批判大幕。4月1日,一位文学权威发表《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将思想范畴的批判扩展到政治范畴的斗争。4月13日,胡风的一名好友抖出《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一文,并把胡风与他的私人通信分为四类在《文艺报》发表,以重磅炸弹反戈一击。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胡风反党集团”的几批材料和按语,5月18日,逮捕胡风、牛汉等92人,并在全国深挖“胡风分子”;7月,“肃反”运动在全国展开,8月某天,在党政军机关搞了一次著名的突击性保密大检查。

  横祸飞来了,抄家后的第二天上午,师里开了大会,政委列举大量事实说明敌情严重惊心动魄,而后点了我的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根也伸到纯洁的军队中来了,我们师也挖出一个胡风分子……第一,他私藏胡风的照片;第二,他珍藏胡风分子的书;第三,他还把胡风骨干分子的诗整整齐齐抄在日记本上……”会后,立刻开小会批斗,逼我交待问题。事实就这么简单,我交待着:“照片问题,是我订购了《文艺学习》杂志,在一期杂志的封面上刊登了一幅作家们在讨论中国第一部宪法的照片,胡风是其中之一人。书的问题,是我从新华书店购买了一本阿垅所著的《诗是什么》,目的是钻研诗艺,而不知他是胡风分子。抄诗问题,是从报上看到鲁藜的一首题为《泥土》的诗,觉得很美,就抄下来欣赏。”(原诗是:“老是把自己当作珍珠/就时时怕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当作泥土吧/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在当年,它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抒情诗,我特别喜爱,纯属自然)。问题的严重性是:在公开发表的几批材料加按语中,此诗在重点批判之列,点明这是反党分子怀才不遇的反动发泄。自然,我这样交待是不能过关的,即使所言全属事实。领导者和运动骨干分子们要我上纲上线,在狠挖思想根源之后,再深挖阶级根源,进而交出组织联系,最后目的是定性为“胡风分子”。

  记不清大会小会开了多少次了,只记得大约批斗了一月有余。思想根源好找,阶级根源也易挖,无非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或“未改造好的狂妄的小资产阶级”,进而承认自己和胡风他们是“一丘之貉”、“兔死狐悲”……之类,可是,要进一步挖组织根源,便抓瞎了,因为,我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一人,也从未和谁有过联系,想胡编乱造也造不出来啊!因此,交代问题一直形成胶着状态。这时,有人出来揭发了,这颗重磅炸弹终于打破了僵局——那是一位平时和我无话不说的同事,他憋不住了:“……郭光豹曾经对我说过,当作家比当将军更光荣”,好家伙,批斗会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人们在上纲上线:“……这是小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仇视工农干部,反对军衔制度,歌颂胡风反革命分子的反动言论……”事实又如何呢?我交待说:“授衔那阵,这位同事对我说,军政委38岁就当上了将军,多么光荣呀!我说,当将军光荣,能当上作家也同样光荣……”这顶多也是现行反动言论,只能加重问题的严重性而已,始终未能和“组织关系”挂上钩。

  不久,上级派来了工作组,毛副师长任五人领导小组组长.他在看了全部材料之后,再派调查组到我家乡调查我的历史背景和阶级成份后,终于宣布我“解放”。运动结束后我入了党。1956年春,我被这位副师长调到他的麾下担任参谋。我此生没齿难忘他对我的知遇之恩。

  1956年冬,我被调到全军国防工程指挥部任计划参谋。翌年反右,凡鸣放过“肃反”那次保密检查是违反宪法这一观点的人,一概定为“右派言论”无赦。由于岁月存下政治疙瘩,鸣放初期我也宣泄了对此不满情绪,谁知命运之神对我竟然如此“垂青”,让我也忝在其列。这个指挥部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运动后期,被定为有问题者达16人之多,按照上头规定“划右”人数的百分比,划右派分子一人,投入劳改;定中右4个,开除党籍后复员;余11人列为“有右派言论”作不同处理。我受到的是延长党员预备期一年的“惩罚”。这一“惩罚”,给我留下严重的政治后遗症。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政治”和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的情势下,我如履薄冰,颠踬地走进80年代。

  一场政治运动,在历史舞台上,状如打一个激灵,倏忽即息。然而,如若放在一个人身上,却像一团挥之不去的不祥乌云,会在受害者的头顶上,不停地翻滚着、久久地缭绕着,噩梦似地伴着他们度过大半生,乃至整整一生。

  图:

  1955年肃反前郭光豹摄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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