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捧高考状元和批评“状元情结”，已不算什么新闻。然而，今年内地17省市报考香港大学的4848名尖子生，大半人在写论文和考文法（英语）时即遭淘汰，“高分低能”者更是难过面试关卡，11名“高考状元”也因此落榜，而考分并非最高者却被录取（《信息时报》7月15日A18版）。目前广东正对高考改革方案公开征询，因此“状元落榜”的消息尤为值得关注，它对状元狂热无疑是泼了当头冷水。
日前公布、征询的广东高考改革的三个方案，无论是把现行“3+x”中的“x”改为综合能力测试、基本能力测试抑或“小综合”，依然离不了书本知识的“纸试”模式（见《信息时报》13日A03版）。以“纸试”分数定考生优劣，不管内容怎样改变，其局限性和偏向性都是显而易见。而港大提出“不单纯以考分作为收生指针”，恰好刺中时弊。大学生中读书成绩很好，但写作能力和社会知识薄弱的现象，时下越趋明显，而写作能力和社会知识，恰恰是综合能力的极好体现；这样的能力和知识，又是应试教育难以学到的。
考试状元不等于将来就是社会精英，中国科举考试从隋朝兴起到光绪（1905年）废止，有人计算过共出状元531名，但其中显有盛名者，不外王维、柳公权、文天祥、陈亮等极少数；广东历史上9个状元中唯一出名的伦文叙，也只是得益于戏曲宣传。相反，没有中状元而独具建树的文化名人，却数不胜数；广东的康有为、丘逢甲、梁启超、黄遵宪等历史名人，也并非状元出身。时下的高考状元，将来肯定能成大材？恐怕连热捧者也不敢下此结论。
港大的“写论文”和“考文法”，其实内地有识之士也有所认同。北京师范大学在心理学研究生复试中，就增加汉语能力测试；上海也有专家提出：应增加作文教学和考试的时间与分量，作文分要占到语文总分一半甚至大半。他们认为，这样才有助于鼓励课外阅读和社会实践，减少死记硬背，回归素质教育。
当然，不是说内地高考要照搬港大做法，笔者只是想举一反三，让我们更清楚认识“考分至上”的弊端。广东高考改革应否继续“分数模式”，港大拒收“状元”的做法，已为我们作出答案。（来源：信息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