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与严修

　　在天津近代史上，有两个同姓的著名人物，一个是淹贯中西，译述“天演”的启蒙思想大师，一个是博学洽闻，通经致用的教育先驱者。他们都曾在天津这块土地上为学为文，演出过可钦可敬的活剧；他们都曾在天津发展里程上，尽瘁鞠躬，铭记下深深的人生刻度。这两个人就是严复和严修。

　　严复、严修两人早年学养经历不同。严复留学英伦，沐浴欧风美雨，较早受到近代自

　　严复和严修相当一个时期，各自循着自己的生活轨道奔波劳顿，少通声气。

　　中日甲午战争和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使一代知识分子举世震惊。严复和严修的思想、生活都有了很大变化。他们都成为“教育救国”论的鼓吹者，从而有了相知相交的思想基础，以致倾心相与、称兄道弟。展阅《严修日记》，时有“家几道”、“家幼陵”的文字。严复从1895年2月起，连续发表《原强》、《救亡决论》等4篇政论文章，1898年翻译《天演论》正式出版。他以进化论为依据，强调教育的作用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改造国民性，充分体现了他的“教育救国”思想。这是一种新的教育观，对中国教育界、知识界摆脱儒家传统教育模式影响很大。严修面对国势阽危的现实，也深感：处今之世，而望有一线之生机就是教育。他说：自强之道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严复的译著给了严修很大的启发。他曾对严复表示：“弟于公所译本，若《天演》、《名学》及《原富》初出之三册，皆常略一涉览，顾理赜而文奥，读之辄不能终卷。”可见这些著作对他的吸引，也流露着对严复的崇慕。严修由钟情宏文，进而思谋通谒。1904年4月22日，即去日本考察教育前一个月，严修得以访晤严复。《严修日记》写道：“同张伯兄访严几道先生，谈约一小时，赠所译《社会通诠》，并示所著《英文汉译》稿本。”显然这次见面相谈甚洽，以至第二天严修就忙不迭地写信致谢，并求书赠扇面，信中还特别畅谈了他阅览《社会通诠》等书的感想。信云：“昨承惠函，并赐新译，宠幸不可以举似……今此两书益深博矣，自憾于诸种科学未尝问津，即吾国文之故训，亦未能一一究其深，骤读公书，躐等已甚。然偶遇其中微言妙理，亦往往有所会心。更当潜心，以副盛意。”

　　这期间，严复的私人生活很不安定。1902至1904年担任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年末英国一行。1905年从英国归来主要在上海协助马相伯筹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这年8月11日，严复陪马相伯赴津拜会严修（《严修日记》：“马湘白、严幼陵来。”）。严复当时住在上海新垃圾桥北长康里175号，严修特地将住址记在日记里，以备联系。12月6日清朝政府成立学部。严修作为旧学修养深厚，曾到外国考察教育并有兴办新式学堂经历的官绅而被任命为学部右侍郎，不久转为左侍郎，主持日常行政事务，事必躬亲，劳瘁不辞，“勤敏过于司官”。严修在学部四年，事多创举，章程、计划多由其构想与拟议，“凡百设施，什九出公意而不见其迹”。严修到学部后，时常系念严复的西学才华，于是两人有了更多的联系。1906年学部设咨议官，属兼差性质，主要是对学部的事务参议顾问，严修推荐奏派严复与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等担任。同年清朝政府考试游学毕业生，严复为同考官之一。他到北京后，即致函严修，并“还借款百金”。两天后，严修“写复家几道信”，而恰在写信的当天傍晚严修出城拜客，与严复不期而遇，两人十分高兴。1907年9月，学部举行游学生考试，严修又聘严复为襄校官，筹拟考试题目。1908年，学部增设编订名词馆。总纂一职由严复担任。从此，严修成为他的上司。两人从友情关系变为友情和上下级关系。这时严复开始主要在北京生活，并且与严修同寓石驸马大街，彼此相距不远，以致常常有人分不清谁为严修、谁为严复，书信也往往误投，连访客也错走门宅。《严修日记》曾记：“江阴王培元来访，见则知其本系访几道而误谒余也。自几道来学部，又适寓石驸马大街，投信者往往误途。余尝既拆阅而悟其非，复遗人送几道。几道亦尝误拆与余同。今日王君又误访，此一趣事也。王君深致不安，余则以为可喜。”

　　严复主持名词馆后，同时还负责编辑《国民必读课本》。这两项工作都是学部的重要工作，特别是编辑《国民必读课本》已列入预备立宪要完成的任务之一，并且奏报了朝廷。严修对此十分关心，不时过问严复的工作情况，严复也随时向严修请示、汇报，《严修日记》多有记载。如1909年12月20日，“严几道、白振民谈‘国民必读’事”。12月21日，“与荣（庆）、宝（熙）二公谈公，荣相盼‘国民读本’成书至急，属余催督至于长揖”。“检查‘国民读本’已成之稿本，与朗溪、幼陵商。”1910年1月12日又记：“严几道来谈‘国民读本’事”。《国民必读课本》是为了适应预备立宪期间国民教育的需要编辑的，主要对象是贫家少儿和贫困失学的年长之人。严复与严修所从事的工作，可以说是近代中国首次进行的扫盲教育尝试，是将普及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很有开创的意义。

　　严复主持的编订名词馆也是严修分管的工作。严复到任不久即率名词馆官员到学部参见严修（《严修日记》：“严几道率名词馆诸君来堂参见”）。严修也去名词馆视察，了解工作情况，讨论各学科名词术语研订和规范的问题。翻检《严修日记》，仅1909年就有这方面的记载三四次之多。当时编纂各级各类学堂教科书任务相当艰巨，而许多教科书的内容又取自西方原著，由于编写者学术水平参差，流派歧异，所述名词术语五花八门，鱼龙混杂，订正校勘，劳心费神。严修与严复深知统一规范教科书名词术语工作事关普及教育，因此工作十分认真。在严复主持下，至1910年已编成几何、代数、笔算、生物、物理、化学、心理、地理、宪法等项，并编辑公布了各学科中外名词对照表。可以说，这是严复、严修等人对近代教育和文化发展做出的有益贡献。

　　严修于1910年1月30日结束了学部任职，共在学部工作四年又三个月。严复从1908年到1910年在学部任职三年。此后两人又走上了各异的生活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