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沧州杜林乡有名的“能人”苏玉祥在先富起来后，把自家的房子变成了“阳光儿童村”，在过去的8年中，前后收养过31个孤苦伶仃的孩子。可是一场大火，让苏玉祥损失200多万元，这使得儿童村陷入难以为继的窘境。为维持儿童村运转，苏玉祥卸过水泥、背过沙袋、甚至偷偷地出去卖血，人们称他为儿童村的“爱心爸爸”。可最近，为了孩子的生存，苏玉祥在讨债时被迫强行羁押欠债人，涉嫌非法拘禁罪被捕，经历让记者和知晓内情的人唏嘘感叹。（《楚天都市报》7月11日）
此事引发了“好人也应是好公民，维权也要依法行事”的讨论，但同时笔者要提出另一个疑问：一个富有的公益事业承办人，一旦受穷之后，谁会来为他完成“爱心接力”？苏玉祥当初之所以敢于大批收留孤儿，那就是因为“自己富了”，也许按照当时的经济实力，苏玉祥觉得把这些孤儿养大成人不成问题。可是却有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让他家财散尽，“阳光儿童村”也就成了他沉重的包袱，这时候苏玉祥大有“骑虎难下”的境遇，不养对不住良心，养又没有经济来源，如何是好？
围绕当初贵州狗吊岩村支教曾有评论发问：徐本禹走后怎么办？如今我们似乎可以同样发问：富有的“爱心爸爸”受穷之后怎么办？徐本禹的母校华中农业大学将支教行动化为制度，给予志愿者以生活补助和读研待遇，永续爱心接力。两位后继学子的行动，让“徐本禹走后怎么办”成为了一个“伪问题”。可是“爱心爸爸”背后却没有这么有力的组织支持，这个普通的社会自由人不得不勒紧裤腰勉强支撑规模庞大的“阳光儿童村”。
可以说，苏玉祥的犯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种不健全的社会救助机制所致，民政部门的缺位让苏玉祥担当了很多非分内的责任。救助孤儿显然是政府部门的职责，由于财政的局限，可以让部分有经济能力的热心公民替政府担当部分责任，但这里有个不可或缺的前提，就是救助人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很显然，在大火之后的苏玉祥不具备这种能力，这时候政府部门就应该及时的从苏玉祥手中接过本应属于自己的责任。
国家充分鼓励公民个人参与公共事业管理，但相关的规范必须到位，让公民没有后顾之忧，否则就会削减公民的公益热情。想必有了“爱心爸爸”的惨痛经历之后，部分本准备打算继续“爱心接力”的公民多少会在心理掂量一番：如果哪一天我也穷了该怎么办？(稿源：红网)(作者：雷辉)(编辑：耿红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