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没于大量农民工讨要被拖欠工资的新闻事件中，已近麻木。可是，见了民工以开“维权新闻发布会”的形式讨薪，却让人不禁“眼前一亮”——7月15日上午，在郑州经三路某大厦门前，170多名民工举着写有“民工维权记者新闻发布会”的条幅，向工作在大厦里的广厦建设集团河南分公司讨要拖欠几个月的、60多万元工资。（7月17日《半岛都市报》）
欠薪逼出了农民工的多少“聪明才智”啊，从最原始的哭诉泣告，到以展示伤疼来引
起关注的所谓“跳楼秀”，再到类似“绑架”工头一样的暴力讨薪，直到现在的讨薪闻闻发布会。我并不认为，这标志着农民工在寻求维权途径时正从非理性走向理性，尽管新闻发布会展现的是一种理性维权的假象。在我看来，除了形式上让人似乎“眼前一亮”之外，讨薪新闻发布会与其它方式相比，仍是一如继往的无奈之举，也没有多大新意可言。
我们看到，维权新闻发布会也好，其它形式的讨薪也罢，都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它们都不约而同地将期待的目光投向了新闻媒体，渴望以媒体的影响力来提请社会的关注，而由此所显示的，仍是农民工维权管道的不畅，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能缺失。所有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几乎使欠薪成为农民工群体挥之难去的梦魇。
另外，它们也无不暴露出作为农民工群体的利益代言人的缺席。理论上应成为农民工权益代言的人工会，总是在农民工最需要的时候，没有体现它应有的制衡或干预之力，以至农民工不得孤独而无助地走上楼顶，或“以身试法”。即以此次郑州讨薪新闻发布会而言，170多名民工走上街头之时，我们却仍没能看到有工会的身影。
更为重要的是，不论任何一种讨薪形式，——甚至包括政府年年都搞得风声水起的“清欠风暴”，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欠薪以及讨薪的秩序或格局。造成欠薪问题的制度层面的最大症结是：立法边界的模糊加大了农民工维权成本，使农民工维权复杂化。因此，当前迫切需要的是对相关制度进行改革。显然在此前提下，如果不对制度进行改革，则不论农民工采取怎样的讨薪形式，也不论政府花大力气来清欠，欠薪现象仍将不断出现。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拖欠农民工工资早已是陈旧不堪的话题。所以愈来愈显得有新意的讨薪形式，恐怕除了显示出“农民式的狡猾”之外，能体现的只是农民工愈来愈无可奈何的用心良苦。这就是当新闻媒体或社会对某种讨薪方式已经日渐审美疲劳之后，他们不得不殚精竭虑，穷尽心思，以图再次唤醒一个社会的良知与关注，从而令那样一个无助的群体拥有一些希望的苗头。这已经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对于疗救者而言，又是一件多么切迫的事情。(稿源：红网)(作者：杨耕身)(编辑：耿红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