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士南渡杭州湾(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18日14:49 中国宁波网-宁波晚报

新四军浙东纵队从浦东南渡到达慈溪登陆的示意图。

　　记者在采访中遇到了两位烈士后代周到（左一）与姚昆明（右一）。1941年，两人为小学同班同学，后因战乱分离至今。从当年的一脸稚气，到如今的两鬓斑白，两位老人相见时紧紧握手，不禁老泪纵横，场面令众人感怀不已！

　　记者余三军胡晓新摄影龚国荣

　　人物：姚昆明

　　76岁姚镜人烈士之子

　　“父亲南渡去浙东是在1941年7月份，这年10月，父亲在浙东横河战斗中牺牲了。因为我堂叔叔往返沪浙做生意，同时也为浙东抗日部队输送东西和物品，父亲牺牲的消息经过他的传递，我们家很快知道了，祖母和母亲哭得晕了过去，我也嚎啕大哭。”

　　父亲南渡去浙东是在1941年7月份，正是现在这么热的时候。那时我11岁，弟弟姚昆炯8岁，我们都在读小学。印象里，父亲平时都在部队里，很少在家。祖母老担心父亲出事，只要父亲几天没消息，她便要去打听，得到消息后便去找，青浦、徐汇等地她都曾去找过。那时，连祖母都不知道父亲是共产党员。

　　南渡前一天，可能是觉得这次出门时间长，父亲就跟祖母说了，但也只说出去两三个月，也没说明要去哪。祖母坚决不同意，记得那时，我们吃饭时，父亲仍在跟祖母说这些事，祖母仍流着眼泪不肯同意。直到南渡那天上午，父亲仍安慰着祖母，在得到父亲很快就回来的保证后，祖母终于同意了。

　　父亲走的那天下午，祖母和母亲带着我、弟弟，还有5岁的妹妹去送行，祖母仍在哭。我只知道父亲随部队行动，却不知是去浙东打仗，还嚷着也要跟父亲一块坐船去，父亲当然没答应，连哄带骗把我安顿好，说很快就回来。弟弟穿的背心破了个大洞，他也嚷嚷着要父亲回来时帮他买件新背心，父亲爽快答应了，他抱了抱妹妹，还嘱我们好好读书，接着就上船出发了。

　　这年10月，父亲在浙东横河战斗中牺牲了。因为我堂叔叔往返沪浙做生意，同时也为浙东抗日部队输送物品，父亲牺牲的消息经过他的传递，我们家里人很快知道了，祖母和母亲哭得晕了过去，我也嚎啕大哭……

　　父亲的灵柩两年后才运回来，一起运回的还有姜文光兄弟俩的灵柩。横河战斗中牺牲了29位同志，鬼子逼迫百姓将这些同志都埋在当时的余姚牛头山北坡，当地百姓都认识他们。

　　等鬼子撤走后，当地百姓将这几位烈士遗体找到后入殓，并在以后两年间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着灵柩。有次鬼子搜查时，群众将灵柩藏在自家床板下。对这些浙东乡亲们，我一辈子感激不尽。

　　父亲写得一手好字，他还是医生，免费给乡人看过好多病，也留下了不少他亲笔书写的处方，可惜年久都寻不到了，这成了我纪念父亲的一大遗憾！

　　人物：徐卫平

　　81岁镇海澥浦人

　　“我1940年在镇海入党，1941年担任地下联络员期间，为南渡部队募过款。同年4月日寇入侵镇海口后，我负责为浙东游击纵队传递情报。我当时经常蹲守在伪军的据点旁，将驻扎在浦的伪军枪支和出入情况等军事情报传递出去。1942年我加入了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随部队转战浙东地区，直至1945年北撤。”

　　在曾任中共浙东地区敌工委、城区委副书记丁公量的女儿的陪同下，记者在上海虹口区和平公园附近一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造，约八九十平方米的宿舍楼单元房里，81岁的徐老面对上门采访的家乡记者，高兴地说起了地道的宁波土话。谈起那段难忘的岁月，徐老记忆犹新。她说，在上海一家商行做事的父亲，是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时被日寇炮弹引燃房屋后烧死的，家仇国恨，使她小小年纪便埋下了向日寇复仇的种子。1940年底，经在镇海地区活动的抗日施教团成员余也萍等共产党人介绍，年仅16岁的她入了党。1941年4月日寇入侵镇海口后，按照党组织的意图回到家乡浦，不久便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在那里成立了为南渡的浙东游击纵队传递情报的联络站，与她联络的是公开身份为慈溪一所小学校长的共产党人戚铭渠。她经常蹲守在伪军的据点旁，将驻扎在浦的伪军枪支和出入情况等军事情报传递出去。

　　这一年她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当年11月，由蔡群帆、林达等率领的浙纵队伍来到浦，为迎接这支英勇的部队，她与其他党员一起，向当地老百姓大力宣传这支抗日部队与日寇作战的业绩，并发动当地妇女为部队募捐，不到一天就募集到了近50元大洋。她说，当时在这个相对偏僻且穷困的小渔村，能为子弟兵募得这个数目实在是奇迹，充分说明当地老百姓对子弟兵的热爱和两者的鱼水关系。

　　人物：姜友繁

　　72岁姜文光烈士之子

　　“父亲在1941年10月22日在横河战斗中牺牲，可我们知道时已是1943年。在他南渡前，他曾回家看我们。为不让伪军怀疑，他才特意穿伪军服出来。当时他穿的衣服被7岁的我称作‘黄狗皮’。没想到父亲南渡前一天回家，竟成了和全家的永诀。”

　　父亲南渡杭州湾时，我才7岁，当时我虽然不知道父亲要去哪，去干什么，但当时的情景一直留在我脑海里。

　　父亲在浦东时，根据党的指示，已打入伪军十三师五十团任秘书，可他平时回家都穿着西装，很少穿军装。在他南渡的前一天，父亲突然穿军装回来了。平时父亲跟我说，那伪军服装是“黄狗皮”，伪军是帮日本人打中国人的。那时我正在家里玩，一见穿着伪军服的人朝家走来了，就吓得躲到桌子底下。父亲进门就叫我名字，说爸爸回来了，我不信，我说你不是爸爸，你穿的是“黄狗皮”。后来我叫爸爸别穿“黄狗皮”，爸爸连声说好，把军装脱下来，把我和弟弟抱着亲了又亲。

　　长大后我才渐渐知道，父亲已准备第二天南渡，还带走了部队里的一些枪，为不让伪军怀疑，他才特意穿军装出来。临走前，他把我和弟弟抱着亲，算是在跟我们道别！

　　第二天下午大约2点多，父亲出发了，母亲一手抱着还不到2岁的弟弟，一手牵着我去汇角渡口送别。那里停好一艘有三根桅杆的船。

　　我母亲也是党的地下工作者，她1928年入党，比父亲还早一年，因此她知道父亲要去干什么。当时，不少送别的人都哭了，我母亲没有哭，默默看着父亲。父亲上船前，把弟弟接过去抱了抱，又嘱咐我要听话。我吵着也要去，父亲就哄我，说很快就回来，会给我买新衣服的。船出发了，母亲挥着手，向父亲说着“保重”，她很坚强，仍忍着没有哭。父亲说很快会回来，我一直在家盼着他回来，盼着他给我买新衣服，可日子一天天过去，父亲始终没有回来。

　　父亲于1941年10月22日在横河战斗中牺牲，可我们知道时已是1943年。记得那是麦子熟的季节，那天，母亲带我在家前空地上打麦子，后来来了一个人，对妈妈说：“你家男人的棺材运来了。”母亲当即昏到在地，我一听到棺材，也大哭起来，我盼着回来的爸爸，再也不会回来看我们了……

　　茅洋———日军暴行的“浓缩地”

　　从1941年4月开始，日军在象山茅洋大肆掠夺我砩矿资源。如今，这处矿井遗址还保存着日军大量铁的罪证。

　　象山县新四军研究会成员朱华庭说，这里的溶岩深处蕴藏着丰富的砩矿资源，这种砩矿俗称萤石，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和冶金催化剂，战时就成为重要战略资源。茅洋的砩矿是国内有名的富矿，自1926年被发现以来长期出口日本。1941年4月日本派遣军从舟山抽调100多名日军，组成“象山茅洋砩矿护矿队”，协助“华中矿业公司”掠夺五狮山砩矿。他们从安徽、山东等地运来大批劳工和战俘，铺设起轻便铁路，每天将采下来的矿石用14个拖斗的小火车拉到砺港埠，再用小火轮运至石浦堆石场，先运至上海后再转运到日本。4年内日寇在茅洋开采砩矿达10万吨，其中运往日本5万吨。后因运载砩石的“兴亚轮”被盟军飞机炸沉，尚有5万吨堆放在石浦、砺港埠等地。如今，茅洋一带随处可见到当年日军修建的碉堡、营房和砩矿碎石等遗迹。

　　记者看到，在紧闭的矿山铁门内，除了保存完整的铁轨，还有300多米长的矿洞和垂直深度达150米的矿洞井，里面还留有劳工使用过的各种工具，其中有不少已经捐赠给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当年，无数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工和战俘，就惨死在矿洞和矿井内，后被丢进附近的“万人坑”。朱华庭说，当年至少有3000多名劳工惨死在这里。

　　当地78岁的朱颂亮老人告诉记者，日军占领茅洋那年他14岁，亲眼目睹了这群“兽兵”的种种暴行。劳工在日军的奴役下，过着非人的生活，住的是木头钉的板房，房内无床，用烂稻草当被子，病了不给医，不管吃，病死、饿死、累死、冻死的人一批连着一批。当年村里有人亲眼看见有两个得病的劳工，从工棚里爬出来到阴沟里喝水，一个喝了爬回工棚，另一个刚将头伸到阴沟里就死去了。

　　这里几乎每天都有人被压伤压死。有一次矿井塌方，50多名劳工被活埋在下面，日军根本不去施救。1942年秋天当地发生瘟疫，大批劳工生病，他看到几乎有死去或奄奄一息的劳工被拖到矿井对面的小山，让烈日曝晒，给狗咬、鸟啄、虫咬，满山遍野都是尸体，这座小山后来就被当地人称为“死人山”。更多的劳工被日军折磨致死。有一次一名青年劳工打伤一名日军后在当地人的掩护下逃脱，日军不分青红皂白，抓来10名劳工用刀劈死后丢进“万人坑”。劳工人数减少了，日军就从外地再运来一批。

　　正因为日军集中在茅洋犯下了滔天罪行，象山县于1995年开始，在这里陆续建立了“毋忘碑”和“日本侵略军在象山罪行陈列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自1997年底竣工以来，朱颂亮老人一直是陈列馆讲解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