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被告知权：到底还需要多少起杜宝良案

　　杜宝良事件之后，“交管部门未能及时告知当事人违法记录”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近日，北京市交管局宣布，对于非现场违法者，在既有7种通知方式上，将增加邮寄书面通知、街头信息亭查询两种告知渠道。但也有基层工作人员认为，面对日益增多的“人、车分离”现象，以邮寄形式进行通知操作空间不大，能有一半违章者收到通知书，已算不错。（7月13日《新京报》）

　　然而，恰恰是这个“书面告知”，本不应作为一项整改措施存在，相反，它是交管部门早应承担的法定义务。2000年3月生效的《交通违章处理程序规定》第9条早已规定，对于交通违章者，“适用一般程序处罚的，应当书面告知。”也就是说，在现行法律未对“书面告知”的含义明确之前，执法部门必须把邮寄书面告知书作为处罚的先决条件，而非列举的“告知渠道之一”。

　　这一次，如果不是因为杜宝良提起诉讼，交管部门处理违章的“书面告知”义务，或许还安然仰卧在冰冷的法律条文里，实践中，却因诸如“操作空间不大”之类的缘由被搁置不理。认真审视浩如烟海的法律、法规，是不是还有更多的“告知义务”被有关部门置之不理，等待着王宝良、李宝良们去发现呢？

　　答案是肯定的。其实，无论行政执法，还是刑事诉讼，都赋予当事人接受告知之权，规定执法部门履行告知义务。我们的立法者明白，不可能要求每个公民熟知法律，即便公民违法、犯罪，其程序性的权利亦应保障。因此，行政处罚中，当事人的陈述权、申辩权、请求听证权、申请复议权、索偿权；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的辩解权、拒绝回答与案件无关问题权、聘请律师权、请求回避权、知晓鉴定结论等诸项权利，法律皆有明文规定。

　　然而，一旦进入现实环节，“给工作造成不便、影响效率、无法操作、多此一举……”，这些借口都成为执法部门逃避告知义务的依据。在这些借口之下，“执法必严”被过度放大，“有法必依”的意识却被无形消解。执法部门应负担的法律义务不被履行，在公众呼吁、媒体监督之后，却被作为整改措施推出，这不得不令人遗憾，而对那些尚未被“整改”，亦未被履行的“告知义务”，人们更有理由表示担忧。

　　在杜宝良案之后，公众也有理由对执法部门发出更多的追问。首先，还有多少类似于“告知义务”的问题被“有法不依”？有法必依本是常识，可法律意识的缺失、权利观念的淡漠，确实令很多本该作为常识的问题被执法部门忽略。这种忽略，有可能造就更多本该避免的案件发生，难道每一个问题的暴露，都需要以公民权益受损为代价吗？

　　其次，对于“有法不依”的问题，政府是否应拿出更有力的措施应对？增加当事人知情渠道固然是治标之功，但追究有法不依者的责任，强化监察、检察部门的监督力度，方是真正的治本之道。没有这些，纵使有一百个杜宝良，一千起类似案件，问题也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作者：何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