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终身挚友克家（心香一瓣）

　　季羡林

　　克家走了，走了有一年多了：一个老肺病，能活到九十九岁，才撒手人寰，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在这个奇迹中建立首功者是克家夫人郑曼女士。每次提郑曼，北大教授邓广铭都赞不绝口。他还利用他的相面的本领，说郑曼是什么“南人北相”，除了相面一点我完全不懂外，邓的意见我是完全同意的。

　　克家和我都是山东人，又都好舞笔弄墨。但是认识比较晚，原因是我在欧洲滞留太久。从1935年到1946年，一住就是十一年。我们不可能有机会认识。但是，却有机会打笔墨官司。他的诗集《烙印》，有一首写洋车夫的诗，其中有两句：

　　夜深了，

　　还等什么呢？

　　这种连三岁孩子都能懂得的道理———无非是想多拉几次，多给家里的老婆孩子带点吃的东西回去。而诗人却浓墨重彩，仿佛手持宝剑追苍蝇，显得有点滑稽而已。因此，我认为这是败笔。

　　类似这样的笔墨官司向来是难以做结论的。这一场没有结论的官司导致了我同克家成为终身挚友。我去国十一年，1946年初夏回到上海，没有地方可住。此时，我已应北京大学任教授之聘。卖了一块瑞士表，给家寄了点钱，就到南京去看望长之，白天在无情的台城柳下漫游，晚上就睡在长之的办公桌上。六朝胜境，恍如烟云。在长之处遇到了克家，我们一见如故。

　　我要乘船北上了，此时，克家已在上海，我去找他，晚上就睡在他家的榻榻米上。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喝醉了酒，时间是1946年的中秋节。下学期开学前，我无事可做。克家是有工作的，只在空闲的时候带我拜见了几位学术界的老前辈。

　　在那春光明媚的季节，我们相聚在刚解放的北平，心情好，来往多。后来，他住东城赵堂子胡同，我住西郊北京大学，相距大概总有七八十里路，平常日子，除了偶尔在外面参加同一个会，享受片刻的晤谈之乐外，要相见除非是梦里相逢了。

　　然而，忘记了是从什么时候起，我们有了一个不言的君子协定：每年旧历春节，我们必然会从西郊来到东城克家家里，同克家、郑曼全家共进午餐。

　　克家天生是诗人，胸中溢满了感情，尤其重视友谊，视朋友逾亲人。好朋友到门，看他那一副手欲舞足欲蹈的样子，真令人心旷神怡。他表里如一，内外通明。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有半句假话会从他的嘴中流出。

　　就连那只有七八平方米的小客厅，也透露出一些诗人的气质。一进门，就碰到逼人的墨色。三面壁上挂着许多名人的墨迹，郭沫若、冰心、闻一多、王统照、沈从文等人的都有。这就证明，这客厅真有点像唐代刘禹锡的“陋室”，“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两句有名的话，也确实能透露出客室里男女主人做人的风范。

　　郑曼这一位女主人，我在上面已经说了一些好话，但是还没有完。她除了身上有那些美德外，根据我的观察，她似乎还有一点特异功能。别人做不到的事她能做到，这不是特异功能又是什么呢？我举一个小例子———种兰花。兰花是长在南方的植物，在北方很难养。我事前也并不知道郑曼养兰花。有一天，我坐在“陋室”中，在不经意中，忽然感到有几缕兰花的香气流入鼻子。鼻管里没有多大地方，容不下多少香气。人一离开赵堂子胡同，香气就随之渐减。到了车子转进燕园深处后湖十里荷香中时，鼻管里已经恍兮惚兮，但是其中有物无物却不知道了。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上面的说法，或者毋宁说是幻想，是没有人会认真付诸实践的。既然不能实行，想这些劳什子干吗？这就如镜中月，水中花，聊以自怡悦而已。

　　写到这里我偶然想到克家的两句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克家属于后者，他永远永远地活着。

　　《人民日报》 (2005年07月19日 第十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