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载史册的庄严审判(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19日06:49 大连日报

　　在寸土寸金的皇姑区黑龙江街上，一座斜檐闷顶式二层小楼，与周围拔地而起的现代建筑形成鲜明的反差。这种反差，让每一个经过它身边的人都不由自主地回过头去看上一眼。“北陵电影院”，不熟悉的人或许以为，这里仅仅是一座年代久远的放映电影的地方。

　　但历史不能也不可能忘记，这里是让亿万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地方，中华民族的骄傲与自豪在这里又被重新拾起。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第一次在自己领土上，完全由中国人担任审判官，不受干扰地审判外来侵略者战犯。北陵电影院就是审判日本战犯特别军事法庭旧址。（上图为特别军事法庭旧照。它现在是北陵电影院。沈阳日报资料照片）

　　做好审判准备工作

　　历史将这一庄严的时刻定格在1956年6月9日上午8时30分，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庄严开庭，严正审判九一八事变以来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

　　在此接受审判的日本战犯，是1950年苏联向中国移交的千余名战犯中的一小部分，共计36名。6月9日至19日，日本前陆军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等8名军队系统主要战犯进行审判；7月1日至20日，武部六藏（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等28名伪满战犯接受审判。

　　法庭是原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俱乐部所在地（即如今的北陵电影院所在地）。根据审判需要，工作人员对这座俱乐部进行了必要的改修。在审判之前，中国方面为每个接受审判的日本战犯分别指定了一名律师，并准备了数万件控诉书、鉴定书和日伪档案，以求每件控诉都有证人和被害人控诉书。

　　当年的照片和战犯回忆录，为人们展现了当时特别军事法庭的情景：法庭被布置成阶梯形，最高处是审判长，下一阶右侧是检察官以及证人，左侧是辩护律师。而日本战犯则站在被告席上接受正义的审判。“在如山铁证面前，当证人们声泪俱下地控诉战犯罪行时，每一个战犯都承认事实并谢罪，有的甚至跪倒在地，痛哭流涕地请求严惩自己。”当年作为记者参与报道审判活动的沈阳文史研究馆馆长刘文玉老人回忆道。

　　由于在中国看押的日本战犯，都有不同程度的悔罪表现，很多诚心悔过的战犯也都得到了中国人民的宽大处理。经过一个多月的审理，日本战犯最高被判处20年徒刑，另有300多名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战犯被宣布免于起诉，并全部在1956年6月至8月分三批释放回国。

　　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战犯们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这是我无上的光荣”

　　今年79岁高龄的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郭春来老人，对49年前发生的一切仍记忆犹新——当年，还不到30岁的郭春来，不仅全程参与审判日本战犯的所有工作，还曾作为一名检察员在特别军事法庭上起诉日本战犯。“参与当时审判的工作人员都是从全国各地抽调上来的业务骨干，一共有350多人。从案件的侦讯到审判结束，一共用了3年的时间。”郭春来告诉记者，中央决定成立侦讯日本战犯东北工作团，并按照铃木启久、武部六藏、城野宏和富永顺太郎四个案件分成4个大组，他本人作为审讯员负责中井久二、岛村三郎等8名伪满系统战犯的侦讯。

　　郭春来用“艰巨”两个字来形容审判之前所必须进行的一系列工作。“苏联红军移交战犯时，只有他们的职务、年龄和姓名，除此之外什么材料都没有。一开始，战犯们很顽固，虽然手中没有武器了，但武士道精神仍很顽强。”郭春来第一次跟日本战犯交锋时，这些战犯口口声声说自己没罪。“你把我们中国人杀了这么多还说没罪？”当郭春来反问他们时，这些战犯们开始百般狡赖：“我们来中国不是侵略……”

　　为了拿到确凿的证据反驳他们，让这些身上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战犯低头认罪，工作团开始进行艰苦的调查取证，到东北四处调取档案和文件，同时奔赴各地寻找人证物证。终于，在1954年年底，如山的铁证摆在面前，战犯们思想受到震撼，伪满洲国的二号人物——古海忠之开始交代罪行，其他战犯们也开始打开记忆的闸门。随着他们不断地忏悔，滔天罪行一桩桩大白于天下。“那时候非常紧张，两三天不睡觉工作，晚上饿了吃一碗面条。”郭春来告诉记者，正是凭着这股子精神，1955年年初，卷宗正式形成了，中央开始着手准备审判日本战犯了。“我应该把这段历史讲出来，因为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情。能参与这次审判，是我无上的光荣！”尽管时光流逝了近半个世纪，但对郭春来老人来说，这场审判的正义性和深远意义历久弥新。

　　正义不容辩驳

　　郭春来老人回忆说：“审讯过程中，有一个姓赵的已经50多岁的老人出庭作证，他是从当年日军‘大扫荡’后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当年日军一刀从他的脖子上砍了下去，整个脖子只有喉咙没有砍断，老人侥幸地活了下来。当这个人出现在法庭上时，正在接受审判的日本战犯可吓坏了，当时就跪下磕头求饶：‘怎么惩处我都接受！’”

　　郭春来告诉记者，当时工作团共找到400多名证人，最后选择了数十名受迫害最深、提供的证据最具说服力的证人出庭作证。而这些证人几乎都是残疾人：不是没有了胳膊，就是没有腿，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日本侵略者屠刀下的幸存者。“审判日本战犯时正值盛夏，酷暑难耐，当时没有电扇，我们自制了几个冰箱：铁槽子里面盛满冰块儿，放到椅子后面。”尽管条件很艰苦，但“审判日本战犯仍然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神圣无比，扬眉吐气。他们的罪行早已经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不容辩驳”。说起那一段让人无法忘记的历史时，郭春来老人很激动。

　　相信每一个亲历过来的人都会有相同的感受。“当看到那些昨日还耀武扬威的战犯，对法官又是低头又是鞠躬，一个劲儿说对不起中国人民，愿意谢罪时，人们感受到了正义的力量。”今年年近80岁的李恕老人是当天的旁听者。每当想起这件事情，老人总是很兴奋。

　　有望变身抗战博物馆

　　为纪念审判日本战犯这一段历史，沈阳市政府将北陵电影院保护起来，作为正义与和平的见证。

　　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北陵电影院，外观和50年前基本没有改变。建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北陵电影院，在建筑设计上沿袭了苏式的风格，而斜檐闷顶式二层小楼，正门前廊四根红漆柱子直通房檐，房檐上铺设的彩色琉璃瓦，又融合了中国古典建筑风格在里面。据说，这是为了配合昭陵的建筑风格而精心设计的。这种中西建筑风格的混合体，在沈阳现存的老建筑中并不多见。

　　而为了保护这座记录着中国人民赢回属于自己的胜利和尊严的历史见证，沈阳市政府计划在此建立反映抗战历史的专题博物馆，充分挖掘文物的历史内涵，作为正义与和平的见证。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对其战犯的审判一共有3次，一次是远东国际大审判，一次是南京国民政府组织的审判，还有新中国成立后在沈阳和太原进行的这场审判。前两次审判，由于美国的干预和国民政府的姑息纵容，对日本法西斯罪行的清算并不彻底。

　　1950年7月，中国开始正式接受由苏联政府移交给我国的侵华日军中被苏军俘获的近千名日本战犯。这些战犯接受后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4年1月，中央决定审判这批日本战犯。1956年4月，毛泽东主席签署《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要“对于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审判，由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特别军事法庭进行。”据此，国家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沈阳、太原两地开庭。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

　　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49年前发生在沈阳的这一幕，是中国人民企盼已久，更是令亿万人民扬眉吐气的历史情景！而这次审判，是正义对邪恶、和平对战争、光明对黑暗的审判。不同于欧洲纽伦堡审判，也不同于远东军事审判，它依照国际法，而由国内军事法庭审理，完全由中国人担任审判官，反映了深受战争重大灾难的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中国人民不应忘记这段历史。而对于那些当年穿着中国人民给予的新衣服、揣着中国人民赠予的人民币踏上回国路程的日本战犯们来说，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友善与宽容，也让他们铭记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