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本简约未必是美

　　看法李勇

　　此次物权法草案公布时，将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审议稿有关相邻关系中“屋檐滴水”、“空调滴水”的规定删除，对一些条文进行了简化，如将加工、附合、混合的规定由四条合并为一条。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的解释是，“根据有些常委委员的意见，按照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要求”做的上述修改。

　　一些常委委员要求草案的文本更简约一些，自有其道理。但是我认为，法律的通俗易懂是必要的，但法律并非文学，简约未必是美。法律是有着强制力的规则，其文本起码的要求是准确、无歧义、不模糊，尤其是物权法这部关系到所有人财产权利的重要民事法律，“定纷止争”是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它应当尽量详尽地对有关物权的各种关系给出规范。如此，我们就不能一味要求其简明扼要，而应详细具体以达到好操作，好遵守。

　　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简约的文风，遣词造句推崇凝练。这对历史上的立法思想也有影响。唐太宗说过：“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但两千年的帝制时代，根本上是个人治社会，皇帝口含天宪，朕即法律；官员断案，宽严存于一心。那时候的法律和司法文书，是否详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掌握权力者的个人意志。

　　新中国成立后，法律体系不断完善，而随着法制建设的进程，法律文本也越来越详细。“文革”时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里，靠《公安六条》处理治安、刑事案件，六条短短的临时性法令，便成为剥夺公民自由甚至生命的法律依据。当时出现那样多的冤假错案和政治环境有关，也和法令过于简约，赋予了仲裁者太多的自由裁量权有关。1979年我国制定的刑法，只有192条，其条文在世界上各国刑法典中可以说是最少的，这和我国立法以简约为上的传统和立法“宜粗不宜细”的方针不能说没有关系。1997年修订刑法时为适应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条文一下子就增加到452条。

　　国外的民事法律是尽可能详细，法语是公认精确而少歧义的文字，可法国的《民法典》中，仅对夫妻财产的规定就达到200多条。此次公布的物权法草案，在有些方面所做的规定十分详细，如有关“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对车库归属、业主委员会的组成和权利、住宅改变为商业用房的程序等等，做了十分明确的规定。为什么有关“屋檐滴水”、“空调滴水”的规定就显得啰嗦冗长呢？农村邻居之间因住房发生争端时，屋檐滴水是确认双方权属的重要依据，这一民间通行的做法为什么不能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下来？

　　我们不但有重简约的立法传统，也有重简约的司法传统。有些法官一个案子判下来，判决书语焉不详，看不出其结论的论证过程。前不久俄罗斯石油大亨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法庭判处九年监禁，判决书1000多页，整整宣读了12天。在我国司法界一些人看来，也许是多此一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立法的成就很大，但法律修改的频率也很快。有些法律，一经实施，就必须马上有实施细则，最高法院也很快出台了司法解释。在我国，检察、审判机关没有立法权，但有些司法解释，已不仅仅是解释，而隐含着立法的成分了。对此学术界已经关注，并希望有关部门能加以规范。要使法律相对稳定，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不含有立法成分，那么立法者首先就应使法律规范更详细、更完善、更具操作性。

　　相对于纷繁复杂、变化万千的生活，规则的制定永远是滞后的。但立法者完全可以尽最大努力，考虑更细致、超前一些，使法律的表述更全面、详细一些，而不必过多地追求简明扼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