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誉”是一种伤害

　　前不久，一代学问家、书画家启功先生离我们而去。启功先生的去世是我国文化界的一大损失，对学术界知之不多的人，也很熟悉启功先生美而不俗的书法艺术，通过媒体，我们能看到对先生人格的赞颂，更多的是对先生书画艺术造诣的高度评价。

　　在众多评价中，“大师”、“宗师”、“泰斗”、“巨人”随处可见，尤以“大师”为最。据报道，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媒体发布会上，启功先生的弟子，一位著名书法家表

　　学问家、艺术家去世，给他的学术成就、艺术造诣进行恰当的定位，是对逝者最好的纪念之一。但像上述这样的评价，我认为是一种不正常的吹捧。它不但不能对逝去的前辈进行有效的纪念，相反，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名誉损害；而且这种不正常的吹捧背后，存在着抬高自我身价的心态。

　　启功先生向来以谦逊著称，他曾说自己不是个书法家，只是个写字匠，更愿意别人称他为画家。他给自己写过墓志铭：“……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犹可见先生淡薄名利、虚怀若谷的精神风貌。以“博不精，专不透”自谦一世的智慧老人断不会接纳弟子奉送给的“五百年难得出”之类的过誉（谀）之词。何况，先生在世时，目睹了多如牛毛、大大小小的吹捧和滥誉，这其中并不全是为着宏扬民族文化，探索传统艺术，很大部分是关注“书画”升值空间的大小。这样的吹嘘之词和启功先生自撰的墓志铭形成强烈的反差，以至于先生平实、谦虚的精神风貌淹没在一片类似权威定论的颂扬声中，遂使得先生的真正名誉价值大幅度贬值。

　　赵孟頫是元代最显赫的书画家之一。这位赵宋世家族的没落贵族，作为书画家并不太为后人所推崇。有人甚至认为他由宋入元，当了一辈子的汉奸，书法存在“馆阁体”的媚俗倾向，至今还有“赵字不可学”之说。在看重人品与书品一致的国度里，赵孟頫遭后人诟病，乃至于连书法艺术也大打折扣是情理之中的事。如今，把启功先生比之于赵孟頫，不仅对明清两代一大批书画家视而不见，单单一个金农就是当代书画家无法超越的高峰，而且，对启功先生的高尚人格形象造成伤害。此外，这种说法还陷入一种荒谬的五百年轮回的循环论怪圈。

　　其实，以“五百年出一个”唬人的论调并不鲜见，钱钟书先生去世后，也有不少学者这样评价钱先生，钱钟书的夫人杨降看透了这种评价背后的真实意图，遂以极其委婉的方式作出回应，她说：“钱钟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从不厕身大师之列，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杨降先生的这种做法才是真正地维护一代学问家的名誉。如果从维护老师名誉的角度出发，当效法杨降，而不是用大话吓唬人。过誉之词往往取得相反的效果，因为它给人造成的印象是：唯亲为大。

　　著名人士去世，常常引发对其人及作品的评论热潮，这是惯常的现象。有行家预测，启功先生去世，很可能引起他的书画作品新一轮升值。自然，对启功先生的作品进行权威评论的理想人选莫过于他的亲传弟子。中国自古就注重“拜名师”的后期效果，至今我们常看到“章太炎弟子”、“师从王国维”、“某大师的关门弟子”等之类的简介。这种介绍预先假定了当事人不容置疑的师承权威，从而赋予以弟子身份出现的言说者无与伦比的震慑力量。在武侠小说里，如果一个人报出自己是天下第一高手的弟子，不出手就能吓倒一大片。同理，把自己的老师说成是“五百年难出一位”的“大师”，言的虽是师，其中不乏敬师的情感因素，意却在为自己的身份增添砝码，获得震慑力量，进而树立权威形象。

　　在文化界，多么高明的专家也很难给“大师”“泰斗”划定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远不像棋类比赛那样自如地进行封号。文化界似乎需要经过一个历史过程，才能形成对“大师”或“泰斗”的认同，它是人们自发给予的，举世公认的，没有行政命令或其他团体组织的参与。比如，我们说黑格尔是大师，几乎无人反对，说王国维是国学大师，也没有多少异议；当称钱钟书是大师时，有人著文明确反对，称季羡林为国学大师时，反对者更多。个中原因，我以为还是由于缺少历史的涵咏过程。启功先生刚刚过世，生前为名所累，身后也决不会接受过誉的封号，他所说的“身与名，一齐臭”就是最好的证明。真正发扬先生的治学精神，继承先生的宝贵遗产，首先应该牢记先生生前一贯的谦逊、朴实之风，而不是大发“五百年难出一个”等等之类不着边际的妄语。(稿源：红网)(作者：宋涛)(编辑：耿红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