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案在日本败诉　东京高院离良知越来越远(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20日05:05 河南报业网-大河报

　　综合新华社东京7月19日电日本东京高等法院19日下午宣判，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案二审败诉。原告和律师团表示不服判决，表示将向日本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宣判与一审无区别

　　这次宣判和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宣判一样，承认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实施过违反国际法的细菌战的事实，但对于原告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并向每人支付1000万日元(合8.93万美元)赔偿的诉求予以拒绝。理由还是所谓的“国家无答责”，民众没有向国家要求赔偿的权利。

　　事实上，对于731部队的存在，日本政府一直拒绝确认。它如今依然持有的态度，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这支部队所从事过的活动。

　　日本731部队从1940年10月到1942年10月，先后6次在浙江衢州市、宁波市、湖南常德市进行细菌战。这次赴日打官司的原告代表之一张礼忠的两个弟弟和爷爷均死于日军投放的鼠疫细菌。听到败诉的判决后，张礼忠无比愤怒，他说，这是一次没有人性的野蛮判决，他一定要战斗到底，讨回公道。

　　原告律师决心上诉

　　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法律顾问中国律师楼献在法院宣判后发表了3点声明:一、“7·19”判决是对细菌战中国受害者的再一次伤害，是对人道主义的践踏。二、“7·19”判决使我们对日本法官的道德感深深地失望，日本法官已丧失了良知和独立性。从2004年12月15日东京高等法院驳回慰安妇的诉讼，到2005年5月13日再驳回平顶山惨案原告的诉讼，2005年6月23日再驳回刘连仁的诉讼，再到“7·19”判决，东京高等法院离良知越来越远了。三、“7·19”判决使我们联想到小泉纯一郎不断参拜靖国神社，我们为日本的民主和法治担忧，为中日关系的未来担忧。

　　原告律师团团长土屋公献发表谈话说，最近，日本法院一系列判决都是这样的结果，即使一审胜诉，二审也会败诉，这说明日本法院和日本政府预先都是商量好的。他对日本的三权分立制度出现如此怪现状感到愤怒。他表示，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永远友好，他决心坚持战斗到底，上诉到最高法院。

　　原告声援团抗议示威

　　判决之后，中国原告声援团和日本友好人士举行了抗议示威，日本友好人士打出的标语是“要求日本政府调查731部队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事实”，“对细菌战受害者谢罪和赔偿”。中国原告声援团打出的标语是:“还我尊严，还我公道，还我正义。”声援团秘书长陈玉芳女士告诉记者:“我们就是要通过正义的行动，向全世界人民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让人们提高警惕，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新闻背景

　　日军细菌战真相大白经过

　　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日本的极力掩盖，日军细菌战的真相很少有人知道。1988年，日本中学教师森正孝在中国调查时发现一个叫“荣字1644”的日本部队，发现细菌战疑点。后来，森正孝发起成立“细菌战调查团”，并考虑通过法律途径帮助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讨还公道。1993年，日本的研究人员从防卫厅研究所图书馆偶然找到日本731部队大本营参谋部作战科科员井本雄男的日志，井本日志中有多处细菌战的记述，其中清楚记载着当时日军对宁波、常德等地实施细菌战的情景。铁一样的证据被发现，当年日本军队令人发指的细菌战逐渐浮出水面。

　　1994年8月，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3位村民向日本驻华使馆递交了1万多名村民署名的“联合诉状”，要求日本政府进行赔偿，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答复。199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时在日本的王选看到家乡索赔的消息后，毅然放弃工作，找到森正孝，以翻译的身份加入了他的调查团，在浙江展开调查。

　　两年后，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带领“细菌战调查团”来到湖南常德调查受害情况，并提出愿意帮助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常德市外事办陈玉芳接待了他们，“日本人来调查，要替我们打官司，作为中国人当然更要积极主动”。就这样，与王选有着类似性格的陈玉芳成了常德受害者诉讼的负责人。

　　在常德，一些受害者家属和志愿者自发成立“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接待室”，调查细菌战受害情况。4年调查中，10多名志愿者走访了10个县、30个乡的150多个村子，整理出了上万份控诉材料，将7000多名死亡者登记在册。浙江、湖南的志愿者将散乱的历史碎片一点一点地拼凑起来，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终于穿透历史尘埃，血淋淋地暴露出来。

　　本次诉讼所列案例只包括侵华日军细菌战行动的极小部分。包括西方历史学家在内的历年研究表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至少超过25万人。

　　责任编辑：任远飞

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案在日本败诉 东京高院离良知越来越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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