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发现了世界，还是世界发现了我们”，这是印在日本人上杉千年所著《郑和下西洋》一书封面上的话。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与伟大之后的沉没留下太多的遗憾和假设，而所有的遗憾与假设又总是离不开那个困扰着近百年来几乎所有仁人志士的难题：我们发现世界的历程为何如此艰难？比起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郑和与他的船队差不多要早一个世纪走向了大海，它标志着一个古老的农业王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选择了向海外开放。郑和带给这个世界的，是一种让世人迷惑与惊叹了几个世纪的海洋精神。但是，郑和的力量又是有限的。他
可以决定用什么样的技术来建造远洋的船只，也可以绘制出十分实用的远洋图。据说，郑和的宝船要比哥伦布的旗舰大100倍。即便是400多年后，在鸦片战争中攻打中国的英军旗舰“康华利号”，排水量也不到宝船的1/8!可郑和决定不了远洋的使命，更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出海与海禁原本就是明王朝相辅相成的国策。当郑和身后的明王朝变了主意，一出大戏就在高潮之后突然落幕。七次远洋后是封关闭国，是船帆、船厂和所有的航海资料被付之一炬。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政策决定的。郑和七下西洋不仅体现了当时中国造船工业的实力和航海技术水平，更体现了明王朝的国家政策。正是这样的政策决定了郑和下西洋的结局，也决定了数百年后中国遭受列强侵略的命运。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这样写道：“中国之所以退却，除了费用和其他方面的障碍因素以外，还有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儒家官僚集团的十足的保守思想……显要的官吏阶层所关心的是如何保留和重振过去，而不是创造以海外扩张和贸易为基础的光辉未来。”郑和之后，一个“中国人转过身去背对着海洋”（黑格尔）的时代开始了。当明王朝选择了这样的基本国策，中国人从此也就退出了大海，把通往世界的大门紧紧关闭。拒绝海洋，等于选择落后，而落后是要挨打的。这就是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
600年过去了，我们今天纪念郑和，是为了重振曾经失落的郑和精神；世界今天关注郑和，是要看中国人将以什么样的风貌，朝着20多年前中国领导人确定的方向迈进。三周前，笔者有机会参加了一场有趣的对话：一方是卡特任总统时的美国白宫办公厅主任汉密尔顿，一方是《邓小平与中美建交风云》一书的作者钱江。汉密尔顿此次来京，专为撰写卡特传记搜集资料。他给钱先生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假如不是卡特当政，邓小平会不会下决心打开中美关系的坚冰？”钱先生十分肯定地回答：“无论当时谁是美国总统，邓小平都会全力推动中美关系解冻，因为他已经下决心要领导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而中国的开放首先必须解决中美关系问题。”钱先生的回答很自然地让我们联想起邓小平20多年前的一段讲话。他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长期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600年后，中国发现世界的航船重新升起了征帆。当我们走向海洋，我们眼中的世界和世界眼中的中国就与过去不再相同了。“一个人/一个决策/一座跨越大洋的桥梁/一段震撼世界的外交历程”，印在《邓小平与中美建交风云》一书封底的这段话预示着，走向世界，我们有能力解答那道百年难题；面对大海，我们不再有新的遗憾与假设。
《环球时报》 (2005年07月18日 第二十三版)
作者：丁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