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中国游民与“仇富现象”(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20日09:39 金羊网-新快报

　　人物：

　　王学泰，原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偏重于文学史与文化史的交叉研究，著有《中国流民》、《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水浒与江湖》、《重读江湖》等

　　时间：

　　2005年6月19日

　　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农光里202楼

　　作者：田炳信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历史是一条通向远天远地的乡间小路，一面由远而近向你缓缓走来，一面由近而远背你缓缓而去。走来的是古老的历史，走远的是即将成为历史的历史。

　　原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王学泰，在酷暑难熬的北京六月，在堆满了书籍的客厅和我谈起了他多年在文化史与文学史交叉点上的研究话题。

　　极目远眺，透过历史的蛮雨障烟，在中国朝代更迭的断裂处，你会清晰地看到一沉一乱那凹凸不平的疤痕。游民像股浓浓的液体，从那断裂处流出，散发着一股刺鼻呛眼的味道。那是一个朝代再生的营养液，也是一个朝代死亡的腐蚀液。

　　【流动改变了游民的思想】

　　田炳信：

　　我几年前就拜读过你的大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读后才发觉，过去我们所理解的农民起义，按照你的观点应该叫做“游民起义”。请问你是怎么划分游民这个概念的？

　　王学泰：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社会是由垂直的等级序列构成的宗法社会，其基础由“士、民、工、商”四民组成的，他们的身份与职业世代相传，又有大致不变的固定居址，特别是农民，所以这四民又称“石民”，这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愿望———希望这种社会结构坚如磐石。当人口增加、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而官府腐败时，往往会发生社会运动和震荡，这时就会有一部分“石民”被抛出四民之外，成为脱序的人们，其中有一部分就演变成了游民。游民是一切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的人们，其重要的特点就在于“游”。他们缺少谋生的手段，绝大多数人在城乡之间流动，并有过冒险的生涯或者非常艰辛的经历。

　　田炳信：

　　被抛出去后，游民的活动空间在哪？

　　王学泰：

　　游民的活动空间就在江湖。所谓江湖就是游民觅食求生的场所。他们脱离宗法网络后一无所有，要为最基本的生存奔走奋斗。

　　我们经常说的江湖有三个意义。第一是指大自然中的江湖。江湖作为一个词最先出现在先秦，最初的意义就是指江河湖海，这是它最原始的意义。第二是文人士大夫的江湖。这个江湖偏重人文意义，是文人士大夫逃避名利的隐居之所。在争名夺利的斗争中失败了，或厌倦了，他便向往一个安静的所在，这个所在也往往称之为江湖。第三就是游民的江湖，也是现在经常活跃在我们口头的江湖。这种江湖充满了刀光剑影、阴谋诡计和你死我活的斗争。《水浒传》第二十八回写到十字坡黑店老板张青、孙二娘请武松吃饭时说道，“江湖上好汉的勾当，却是杀人放火的事。”吓得两个押送武松的公差马上下拜，武松遂安慰他们说，“我等江湖上好汉们说话，你休要吃惊，我们并不肯害为善的人。”你想，宋代衙门里的公差什么丑事没见过，什么坏事没干过，但这种“江湖”却连他们都感到恐惧。

　　田炳信：

　　这是一群脱离了社会管制、仇恨社会的人，他们天不怕地不怕。这样的一群人一旦整合在一起，那种冲击力、破坏力、震撼力是许多显性的正统集团和隐性的传统文化抵挡不住的。毛泽东就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重，反抗越深。”

　　王学泰：

　　在宗法社会中，大多数人（主要是农民）是稳定地生活在他所在的土地上的，但流动起来的人并不只是被迫脱序（脱离主流社会秩序）的游民，还有士人和商人。

　　田炳信：

　　游商算不算游民？他们有钱，有见识，有时也会与游民有相类似的心理路程。

　　王学泰：

　　在歧视商人的古代中国，商人的经商活动虽得不到主流社会的有力支持，但他们作为“四民”之一，也不会受到特别的打压。只有汉初、晋初情况例外，这两朝都有“贱商令”，汉初不允许商人穿丝乘车；晋初要求商人得穿两样的鞋子，一只黑，一只白，但这种情况毕竟比较少。流动虽然满足了商人对财富的追求，但他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和主流社会对着干，因此商人也就不会大量地流入江湖。绝大多数游民还是由破产的宗法农民构成，他们才是江湖的主体。

　　【荒唐岁月的劳动教养】

　　田炳信：

　　说到底，社会要讲一个平衡点，一旦失衡，游民增多，社会的管理成本就大。如果警察、保安越来越多，监狱越来越多，社会就是出了问题，历朝历代都是如此。

　　王学泰：

　　历代都有游民，只是叫法不一样。我在拙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里讲到，中国古代从经济上说是自然经济的小农社会，其特征是“少、小、散”；社会组织则是宗法社会。虽然在两千多年中宗法制度和宗法原则有所变迁，但宗法精神没变。宗法精神就是把人按照血统、亲缘和地缘关系组织在一起，然后由大家长统治，每个人都生活在宗法网络之中，我们称之为宗法人。宗法网络对于本族人既是保护者，又是控制者。宗法人长期生活在宗法网络中，不必面对社会，一切由族长代表，长期被保护与控制，即使犯了法，首先也是家法处置，而且历代的官府法律都尊重家族对个体的控制，哪怕是度有些过了，官府也会认同。因此，宗法人的人格发展是不完全的，性格也是不成熟的，个性是萎缩的。游民则是脱离了宗法网络的“脱序人”。

　　田炳信：

　　有序和无序都是相对而言，比如罪犯在没被捉起来以前干的都是有序社会所不允许的事，可一旦关在监狱里，就变成最有序的人了，几点起床，几点出工，都规规矩矩了。

　　王学泰：

　　其实游民世代都有，但宋代以前的游民形不成群体，因为游民不等于流民。流民往往是大规模的群体性流动，宗法在流动并未被破坏，你看福建的客家土楼就知道，他迁到那里后，原来的一套照样在运作。游民却是个体的，他要自己面对社会，这就要求他的性格必须改变。性格不改变，他是不可能在社会中求得生存的。

　　我之所以研究游民问题，是因为游民牵扯到文化问题。流民基本上是个社会问题，而游民既是社会问题，又是文化问题。因为游民在流动过程中思想变化了。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的单位制度很像宗法制度，也是层层领导，等级建构，然后由大家长说了算。过去每个人都生活在单位中，这个集体对你既控制又保护，所以一搞政治运动，单位就成了它的有效空间，没有单位运动就搞不起来。

　　田炳信：

　　现在搞不起来？

　　王学泰：

　　搞不起来。首先不是每个人都在单位中，80%的农民都成个体了，城市工人也下岗了，搞运动的有效空间也就没了。

　　田炳信：

　　也就是说，中国把人的保护和控制划为两块，一块是单位，一块就是户籍。

　　王学泰：

　　两者二合为一，其实单位就等于户籍。早几十年，如果你被单位开除了，你甭指望能在街道上呆上半年，马上就把你送劳教去了。还有一种比劳教轻点的，叫强迫劳动。1957年春天公布的劳动教养条例是针对什么的？不是针对轻度犯罪，针对的就是城市间没有工作、没有出路的那些人的，是改造游民的一种措施，等于是给你安排一条出路，所以这种劳动教养也是没有期限的，它的潜台词是：你在城市里闲呆着，又没有收入，那你不就得干犯法的事去了吗？

　　田炳信：

　　就是管制起来了。

　　王学泰：

　　也不是管制，你到那里去每个月也能拿32块钱工资，等于给你找份工作啊。

　　田炳信：

　　找工作干嘛不叫个好听点的名字，非叫劳动教养？

　　王学泰：

　　柏杨先生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国人活得没有尊严。中国以前的荒唐事太多了。其实社会的本质应该是追求和谐，古人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再加上孙中山说的“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这才是社会合理的形式，人与人彼此互相尊重。

　　【游民的四个典型性格】

　　田炳信：

　　人有约束和没有约束，人负责任和不负责任是大不一样，过去有句话，赤脚的不怕穿鞋的，这话就带有浓厚的游民意识。

　　王学泰：

　　宗法人由于种种的局限，其见识非常狭小，个性也是萎缩的，这种人从好的方面说是特别憨厚老实；从不好的方面说，是狭隘、窝囊。当他从宗法中出来成了游民，要自己面对社会，他首先就要改变自己的性格，否则就会被淘汰，所以我给游民总结了四个性格，叫游民性格。

　　第一，游民具有天然的反社会性，希望天下大乱，他才能改变自己。所以胡传奎唱“世乱英雄起四方”，只有世乱，这英雄才能出来。

　　第二，游民具有主动进攻性，会主动向别人进攻。这点是受儒家思想薰陶的宗法人所不具备的。“该出手时就出手”，电视剧《水浒传》这首歌就写出了这个意思。就像那些流氓过来拿砖头就敢往你脑袋上拍，咱们老实人就不敢。

　　第三，只讲利益，不讲是非。对于游民来说，最基本的问题是生存，他们要在社会里争取属于自己的利益。对于那些不属于自己的利益，就要跟与自己相似命运的人结合起来干，因为群体才有力量。他们的结合方式通常就是仿照宗法制度结成义兄义弟，复杂些的就是明清两代产生的帮会。你看《水浒传》中这一点就非常明显，同样是打劫，水泊梁山做的就是对的，那些不属于梁山系统的强盗做的就不对。

　　第四，野蛮是游民很重要的一个特征，他们回归自然，排斥文明。儒家思想里的孝、谦、仁爱、忠、信这些宗法社会主要的文明积淀，在游民那里就没了。

　　【阿Q就是一个游民】

　　田炳信：

　　你为什么认为游民群体的形成是在宋代？

　　王学泰：

　　因为宋代的城市有了容纳量。宋代以前的城市是城坊制，等于是大城套着小城，长安一百零八坊，每坊都是一个小城，游民进了城也没法生活。到了北宋，汴京已是街巷制，跟现在差不多，商业又非常发达，游民进去可以谋生，渐渐地就形成了群体，也形成了第一代游走性的江湖艺人，他们把游民的故事演说给老百姓听，所以最早的通俗文学作品其实就是游民创造的，而且是渗透了游民意识的一种文化。

　　田炳信：

　　鸟笼里的人渴望单位的保护，希望摆脱的是控制。而游民文化给他提供了获得自由的感觉，相当于弥补了他这种感情的需要。

　　王学泰：

　　对，出来后的游民通常都想拥有一种轰轰烈烈的生命经历，故而在宋代说唱通俗文艺中出现了两类故事，一种是《水浒传》中经常提到的“朴刀擀棒”，一种是“发迹变泰”，并从宋代起在通俗笔记中有了记载。

　　《水浒传》里经常写到朴刀是什么？我做过考证，朴刀也写成“博刀”、“泼刀”或“钹刀”。《宋会纪要》中记载，利州（三峡边上的一个县）有一个转运史给皇帝写了一个奏文提到：“著裤刀不能携带”。著裤刀就是挂在裤子上的刀，因为宋代是禁止民间拥有兵器的。这种刀老百姓安上短棍后就可以用来刀耕火种，安上长把（擀棒）就是朴刀。奏文说，你要是把这给禁了，老百姓拿什么种地呢。这就可以看出，朴刀介于农具与兵器之间，加上擀棒它就是极粗略的一种武器了。《水浒传》中的“朴刀擀棒”故事，写的其实就是游民的奋斗史。

　　游民游走江湖奋斗的目的是什么呢？一是求得生存，二要发展。游民凭什么发展？一没资本，二没文化，但他有的是力气，有的是胆量。他要发展，要做官，只有走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路，所以“朴刀擀棒”、“发迹变泰”的故事就在宋代产生了。江湖艺人在把这些当作新奇故事讲给老百姓听时，就等于是在告诉他们，你们要想发展自己，就要游走。老百姓听了这些故事，有个观念也就种在他脑子里———实在没办法了，我就造反，造反之后能做皇帝更好，不行还有机会当个官。宋代被朝廷招安的人非常多，所以宋代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历史上参加宋江起义的人只有36个，只是后来小说里把规模写大了。

　　田炳信：

　　游民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而且是文化问题。游民文化不仅影响游民，也影响到非游民，令社会游民化，这是更严重的问题。

　　王学泰：

　　你看鲁迅写的阿Q。阿Q到底是什么形象过去有争论，有的说他是贫农，有的说他是雇农，有的说他是革命的贫农，有的说他并不革命。我认为阿Q其实就是一个游民，他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赵秀才突然中了秀才，他才想起自己也姓赵，结果让赵太爷打了一巴掌，便也姓不了赵了。没有稳定的收入，没有固定的居址，住在破寺里，游走于城乡之间，只是我们过去不能正确地对待这一形象。但是可悲的是，阿Q精神却有国民性。这就说明这种游民精神不仅阿Q有，其他人身上也有。

　　这些人身上的游民文化是怎么来的呢？这里有通俗文学、通俗小说，特别是由其改编的戏曲和说书中的文化因素，老百姓虽然不识字，但他们听书，也看戏。阿Q连个圈也画不圆，但是他会唱：“我手执钢鞭将你打，悔不该错杀了……”其实《龙虎斗》这出戏恰恰是写游民生活的，是写赵匡胤和他几个哥们打天下时，误把郑贤弟给杀了，这些都是他从戏文中听学而来的。

　　为什么游民文化又会影响其他阶层的人呢？因为在皇权社会中，大部分阶层是比较稳定的，唯有两个阶层不太稳定，一是最高的皇权阶层，一是最低的游民阶层。社会一有大动乱，这两个阶层的变化也就比较大。中国改朝换代、换姓一共三十多次，打江山的人分两类，一类是少数民族，像元朝、清朝，或者有少数民族血统的，像隋朝、唐朝；另一类就是游民，像汉朝的刘邦，梁唐晋汉周那5个皇帝除了石敬塘、李存勖是外族人外，其他都是游民、兵痞。我认为从五代后，兵痞就是一个特殊的游民群体。五代以前，士兵和农是合在一起的，兵农不分。五代以后，兵改成了“招兵”，就是社会闲杂人员，没饭吃了，便招来当兵。所以赵匡胤对臣子说过：只要天下一闹，我就扩军，招来好多饥民。这招确能解决问题，所以宋代也没什么大的社会动乱，但宋代军队的动乱非常多，因为士兵没有尊严，脸上都要刻上字以防逃跑，所以五代起就有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说法。由于城市原因，军队原因，文化发展的原因，便在宋代以后形成了一种游民文化。

　　【单位制度很像宗法制度】

　　田炳信：

　　我研究过单位问题，我认为单位的确很像宗法制度。只要你跟单位领导的关系搞得好，即使犯点小错，甚至犯点小罪，他都可以帮你兜着。所以现在有些人还很怀念单位的保护功能，但它的控制功能就不喜欢了，你说对不？

　　王学泰：

　　我们不把解放后的单位制度比作宗法制度，但它的很多地方的确很像宗法制度。我们现在老说腐败，其实腐败的本质就是本属于为公共服务的权力，被掌握了公共服务权力的人用来为自己谋取利益。这里又包括谋取经济利益和谋取政治利益两种，后者有时就会对你进行迫害。你如果跟单位的领导不和，他能把你整得死去活来。凤凰卫视台的《人间冷暖》节目讲过上世纪50年代上海一个工人的故事，就因为他把公家购买工具剩下的十几块钱借给一个急用的工友几天，就被工厂领导以“挪用公款”的罪名送去劳教。“文革”时，领导又二话不说把他弄到江西一个农场劳动。许多年后回到上海，户口一直无法恢复，二十多年来都过着无户口的“黑人”生活，也无法找到工作。他没有户口的唯一一次好处，就是有次他被汽车撞成重伤，人家以为他死了，便送到火葬场，火葬场发现他没有户口，说什么也不给火化，要找到证明才行。结果三天后，他醒过来了。没户口又救了他一命。

　　所以从这件事来说，改革开放本身就意味着社会的进步。应该说我们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公民社会。每个人都享有公民的权利，都有公民的性质，这样它才能最终形成一个平等、和谐的社会。而不能说，改革完成后，它从半宗法制社会中出来，又转到了另一个仍然是宗法充斥的社会。

　　【避免动荡要建公民社会】

　　田炳信：

　　中国的改革开放对单位冲击很大，游民文化的影响现在是扩散了还是缩小了？

　　王学泰：

　　我们现在的单位人跟过去的宗法人有类似之处，但单位人不是靠血缘关系组织起来，而是靠职业分工，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情况也跟过去宗法制社会中宗法人变成游民的情况不同。首先是我们现在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在向工商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生产的广度和深度就能够容纳大批从单位游离出来的人，社会容纳力比过去强多了。第二个是我们现在的意识和思想状况跟古代不一样。古代遇到游民问题，政治家、思想家没什么新的办法，只能提出一个“驱游民说”，就是把游民再赶回土地去，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之所以出来就是因为土地容纳不下他。

　　田炳信：

　　我们当年不也搞过下放吗，由于苏联从支援变成封锁，城市项目萎缩，很多人便被下放到农村去了。

　　王学泰：

　　过去驱游民也好，现在的措施也好，都是行政上的，实际上都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你可以回顾一下，封建社会特别繁荣的城市，后来都凋零了，因为当时农业的容纳量是有限的，只能大概养活25%的人口，就是有75个人当农民，就能再多养活25个非务农人口。如果城市太繁荣了，游民太多，超过了25个人这个数目，就会开始动乱了，实际上到20%的数目就意味着社会动乱了，这是当时经济的一个平衡点。我们现在的社会就不同了，全球一体化，人口再多，你有钱就行了，什么都可以买到。但古代社会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粮食问题没法解决。

　　但是，现在单位人出来后造成了一些类似游民的现象，并不意味着就是社会要动乱的一种势头。我们现在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建设公民社会和法治社会，让单位人出来后变成一个完全的社会人，只有这样社会才会稳定。单位人从单位出来后，脱离了保护，也脱离了束缚，是很像游民了，但他的目标应该是成为一个公民，不仅他们，那些有单位的人也应该努力成为一个公民。我们古代社会为什么会有“一治一乱”之说呢？就因为有大批游民从社会中游离出来，他们成为历来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和重要力量。

　　【“仇富现象”与李逵杀人】

　　田炳信：

　　解放后我国通过单位和户籍制度，很早就把游民问题固定下来了。封闭其实就是对落后管理的一种保护，但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把所有的人固定在一地、一时可以，一世绝对不行。现在的社会是个动感社会、流动社会，各种思潮、想法、说法多如牛毛，社会的管理难度比以前大了许多，尤其是这些年，在某些行业和地区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仇富心理正在悄悄地蔓延。

　　王学泰：

　　现在有人看到一些富豪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便惊呼中国人中有一种“仇富现象”，我以为这个词组不太准确，老百姓有句俗话说“谁也跟钱没有仇”，所以严格地说应该是“嫉妒别人富”，特别是嫉妒我们这一代“新富”。二十多年前，大家都是一文不名，为什么不出十几年几年，有的人便身家暴涨达到几千万、几亿、几十亿？他们中间有许多为富不仁和“第一桶金”来得不太干净的，便使得平民百姓的心理失衡。

　　其实，在社会底层还存在着另一种“仇智现象”，却不被人们所关注。这种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敌视是有传统的，我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里分析游民平等观时就提出，《水浒传》作者的理想“不是把很少有文明规范的李逵提高到林冲、柴进那样有文化修养有文明规范的水平，而是把林冲、柴进降到李逵的水平”。李逵这个文学形象在国人中大畅其道有很多原因，但其野蛮与反文明就是其中的因素之一。游民为什么有着反智倾向，是因为这些脱离了宗法网络的人们，也被宗法文明（也就是现在一些人热衷恢复的“传统”）所抛弃，于是他们在文化上是接近赤裸的，也就是说在野蛮状态的，但这种状态又被许多人错误地认为是“天真未凿”。小孩子是天真未凿的，但小孩子没有破坏力量，可是李逵要用蒲扇似的巴掌打你一下，你会是什么感受？有力量而无文明，本质就是带有破坏性的野蛮。李逵抡着两把板斧乱砍乱杀，好像是在反压迫、反传统、反抗不义、反抗皇权，其实是在建立无序的压迫和野蛮的传统，并在制造着新的不义和另类的皇权。“另类皇权”是指行为者的具体身份地位上虽然疏离于皇权，但是他们在行为方式和终极理想却始终以皇权为范本，以往我们对于这些就很少思考。

　　田炳信：

　　其实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不平衡，问题是这种不平衡追本溯源，要有个合理的解释。就像俗话说的，天条可犯，众怒难犯。

　　王学泰：

　　我觉得游民问题在当前已非常严重，特别是民工，他就是游民，不是流民，包括下岗人员。现在就是立一万个法也解决不了农民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农民组织起来。将来的社会就是不同利益集团在相互补充中求稳定。没有一个领导能说，这些利益都是我的，我想给你一点就给你一点。只有解决了游民问题，才是避免社会“一治一乱”的一个主要保证。中国社会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贫富不均，实际上我们这几年发展很快，我们手头掌握了那么多钱，可以为解决社会不公提供经济支持，而不能把这些钱用在公费旅游什么的上面，给糟蹋了。

　　田炳信：

　　那些钱给农民做点事都够了，马路上也别今天修了明天拆。当年日本人从我们这儿弄到的钱，都搞教育设施了，提高国民素质。

　　王学泰：

　　很对。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是兵书上讲的。货如轮转，人如潮涌，这是商人企盼的。风从群鹰击，云从万马来，这是画家调颜运笔的气势。峨帱山西雪千里，北望成都如井底，这是游子历经千辛万苦后回归故里的感受。出没波涛三万里，笑谈古今几千年，这是文人墨客出游的情怀。

　　古语云：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我说，静而有动，动而有静，人也，天也，地也。从自然到社会，从苍天到大地，从远古到当下，一个动字横贯东西，跳跃南北。一个逝去的朝代，一个正在添枝长叶的朝代，都离不开动极自然静，静极自然动的规律。褒贬是史学家的事，好坏是道德学的事，成败那是后人谁都可以评说的事。

　　上图：一群农民工在城市里摆起地摊寻找工作，这一幕每天都在中国的城镇里上演。

　　前沿思考

　　游民绝大多数在城乡之间流动，并有过冒险的生涯或非常艰辛的经历

　　这是一群脱离了社会管制、仇恨社会的人，他们天不怕地不怕，破坏力惊人

　　我们的单位制度很像宗法制度，也是由大家长说了算，对你既控制又保护

　　中国最早的通俗文学作品其实就是游民创造的，而且渗透了游民意识

　　“仇富现象”这词不太准确，“谁也跟钱没有仇”，所以应该说“嫉妒别人富”

　　李逵这个文学形象大畅其道有很多原因，但其野蛮与反文明是因素之一

　　(观宇/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