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忧虑：基金会如何走出困境

　　新条例出台一年来，陕西没有一家组织或个人提出申请并设立基金会，截至目前也没有一家非公募基金会成立。

　　没有一家新基金会诞生

　　新条例没出台之前，陕西的一些县市误将社团当作基金会统计有72家，但新条例实施

　　其中，只有黄帝陵等4家基金会达到了条例规定的最低原始基金，而陕西财经教育基金会、陕西省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陕西西部发展基金会、陕西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延安科教文基金会、陕西宝鸡市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却没有达到。

　　7月10日，陕西省民政厅民间管理局副局长张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新条例出台后，他们召开了由厅领导、各县市民政局局长、基金会负责人的会议，随后对基金会的负责人进行了培训。达不到原始注册资本金要求的基金会，在短期内无力筹集到资金的情况下，要想保留不被注销，就不可避免地要寻求当地政府的支持，但半年过去了这些基金会，还没有向陕西民间管理局报告达到了原始基金的消息。

　　“条例出台后，我们对设立非公募基金会也向外界作了宣传，但前来咨询的人回去以后就没有消息。有些人以为交了200万元设立非公募基金后，还能将这笔资金抽回去，我们向他们作了政策讲解以后，想设立非公募基金会的人又变得很慎重。”张波说。

　　其中，陕西有关部门想设立一家见义勇为的基金会，但在看到条例规定政府官员不能到基金会担任负责人后，又打消了设立基金会的想法而成立了协会。当地一些回族企业家也派人到民间管理局，表达了设立非公募基金会扶助贫困回民家庭以及孩子接受教育的愿望，在听取了他们的想法后，民间管理局建议他们去找陕西省民委为业务主管单位，但民委没有表示答应。

　　对公益事业认识的淡漠以及害怕承担责任，使一些省级部门不想成为设立非公募基金会的主管单位，导致一些申请设立非公募基金会的个人或企业，在找不到主管单位时，被迫中断申请。

　　看到这个情况后，陕西民政厅民间管理局给厅领导写了报告，建议如果这些和民政部门相关的基金会，在找不到主管单位时可由民政厅来担任，这个建议得到厅领导的支持。张波说，虽然那位回族企业家表示了最强烈设立非公募基金会的愿望，但至今却没有听到他们最终决定设立基金会的消息。

　　即使是陕西省民间管理局作出了对非公募基金的申请者，在无法联系到业务主管单位时，可由民政厅代为主管的决定，但陕西省还是没有一家能在条例出台后，正式提交申请并成功设立第一家基金会。这和浙江、上海在条例实施后，迅速涌现10多家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面对如此困境，陕西省民间管理局一位人士解释，条例规定地方设立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400万元，对于西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来说有些偏高，而至今没有一家提交正式申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筹措不足最低标准的货币资金。

　　对外透明度不高

　　新条例出台后，陕西既没有像浙江有私营企业站出来，也没有像上海那样靠个人威望发起的基金会，即使是当地一些有影响力的私营企业，他们资金也投入到自己创办的大学中，而陕西的国有企业、国有科研机构也没有一家设立基金会。

　　尤其是经过计划经济的压抑到了市场竞争时代，陕西没有在中国产生有影响力的企业，有些国有企业在无力适应竞争的情况下，不是走向倒闭就是破产，这无疑使基金会在陕西面临募集资源不足。

　　张波说，新条例出台后，西安交通大学想成立一家基金会，但校方想等到批准设立基金以后再将资金打入账户，而陕西民间管理局认为，前提条件是必须打入足额资金才能进行审批。据悉，西安交大只是下了文件支持设立基金会，但却不愿意拿出资金。

　　同其他地方一样，过去陕西的基金会几乎是在计划经济的主导下，靠行政力量推动发起设立，并由政府退休下来的老领导担任负责人。受僵化机制的阻碍，有些基金会还没有进行负责人换届选举，有些基金会成立多年，但开展公益活动并不多，资金只有几十万元，新条例出台后，他们就面临达不到资本金要求的压力。

　　发展的缓慢还在于陕西这些基金会造血能力不强，他们对外筹集资金的水平不高，尤其是他们对外透明度不高。记者与陕西宋庆龄基金会办公室一位人士约好去采访，到了这家基金会的办公室时，对方却说领导没有时间需要以后再决定是否接受采访。

　　记者和陕西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约好去采访，到了办公室时一位女办事员同样说领导出外有事，记者请她介绍一下基金会开展过什么公益活动时，她冷淡地表示不知道。而记者联系陕西省西安老年基金会，请求对方介绍一下基金会的服务对象以及基本的发展情况时，一位办事人竟然说没有领导的同意，他不便于对外讲话。记者几次打电话到陕西省西部发展基金会时，一连几次也没有人来接电话。

　　显然，在这些基金会连开展过什么公益项目、有什么服务的宗旨以及募集到多少资金等，都难以向外公开的情况下，他们如何获得捐款者的信任？又靠什么去树立公信力？而新条例出台后，陕西没有一家非公募基金会设立，不仅显示了陕西经济的相对落后，而且在人们还为温饱考虑时，不可能迅速将公益文化的旗帜树立起来。

　　对此陕西民政厅民间管理局副局长张波也认为，在陕西像上海、浙江那样能迅速涌现一批基金会，目前既不可能也不现实。

　　压力正在向他们逼近

　　同财经基金会一样，陕西宝鸡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延安科教文发展基金会，也没有达到新条例要求的原始基金。其中，1989年设立的宝鸡老龄事业基金会，目前只有200万元的原始基金，离条例规定的400万元还差一半，而这家基金会从开始设立就主要依赖当政府提供资金支持。

　　负责宝鸡老年基金会财务的赵伯英说，过去基金会向当地税务、工商、财政、银行等部门寻求到几万元不等的资助，很少从个人处得到捐款。2004年老年基金会只得到了当地政府给予的14万元，而设立基金会16年以来募集最多的一笔资金，还是在市委书记向宝鸡钢管厂领导打了招呼，才得到了这家企业5万元的捐献。

　　赵伯英说，2005年6月宝鸡老龄基金会，拿出15000元资助3个县共20个贫困老人看病，平均一个县分到5000元，下半年还计划向贫困的村民送去一些棉被，而微薄的捐献显示了他们从事公益事业的艰难。

　　面对原始基金达不到条例规定400万元的要求，赵伯英说，宝鸡有些国有企业陷入破产、倒闭后，使大批工人走向了失业，这给他们募集资金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即使他们向经济效益好的宝鸡卷烟厂、秦川机械厂寻求捐助，也没有得到支持。

　　为了实现条例对最低原始基金的要求，赵伯英说，老年基金会向宝鸡市长提交了给予资金支持的申请，而市长给当地财政局作了批示，希望能给予解决。显然，如果政府不能向老年基金会提供资金，靠在当地筹集资金他们是难以实现这个目标。

　　为扶助延安当地的教育，延安大学于1992年发起成立了延安科教文基金会。记者同延安大学校长马海平取得了联系，他说，基金会主要是资助科研人员以及贫困的学生，尽管基金会设立了10多年，但最大的一笔捐款还是来自国家科委的5万元。

　　现在条例要求地方公募基金会原始基金不低于400万元，给他们带来了很大压力，因为现在基金会的原始基金只有50万元，这离条例规定的数额还有很大的差距，而过去他们几乎没有动力去开拓募集资金的渠道。

　　考虑到如果在今年达不到要求就会被注销，马海平说，目前正在通过各种渠道筹集资金，但经济落后的延安不可能提供这些资源，向陕西省有关部门寻求捐助他说也很难得到。于是，他将希望寄托在延安大学的校友身上，想通过校友在外的关系为基金会募集到资金。

　　筹资困难是陕西的基金会几乎面临的共同问题，从1985年设立的陕西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至今有20年，秘书长曹东安7月12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家基金会主要以国际文化交流、演出等为服务对象，资金来源于企业对演出的赞助。

　　他说，募集到的资金，除了投入到一些公司增值获得收益以外，还投入到影视制作，这种投资既能收回本钱，而且得到的收益比银行利率高出许多倍。

　　“如果基金会还采取传统的老办法募集资金将会变得很困难，必须将募集到的资金增值，以项目的运作来支持，所以我们采取各种演出活动来筹集资金。如果一个企业看到我们的演出好就给予赞助，企业的形象得到了宣传，基金会也募集到了资金。我们不再像有些基金会那样，靠向社会要饭的方式寻求捐款，而是将资金拿出来进行资本运作。”曹东安充满激情地说。

　　作者：张华侨

　　（来源：公益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