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聊斋 红豆鸳鸯雨

　　江南多雨，偏偏到了嘉兴，进了南湖，头顶却是一片蓝天丽日，幸亏一座烟雨楼，让人似乎又领略了一番“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先是乾隆。这位清朝的风流皇帝，据说六下江南，却有八次上了烟雨楼。如他到过的许多其它地方一样，又少不了写诗。这些“御笔”都被勒石立碑，建一座“御碑亭”，细细地保护起来。

　　木木地站在楼前，我猜想大清皇帝登上斯楼，透过江南烟雨能远眺见什么？

　　南湖，雅号鸳鸯湖。鸳鸯是情鸟，初见于干宝的《搜神记》，栖在那连理树的连理枝下。这干宝就是嘉兴人，他的鸳鸯鸟，成了家乡这一泓湖水的芳名。自然，在这面湖上也就断不了男情女意故事的演绎。

　　明人张岱，说这里那时“湖多精舫，美人航之，载书画茶酒，与客期于烟雨楼”。但这位张先生实在有些道学气，埋怨这里，“间有倩女离魂，文君新寡”，“淫靡之事，出以风韵，习俗之恶，愈出愈奇”。所以，就认为烟雨楼并不值得夸谈，易为“天下笑之”。

　　这一点乾隆皇帝大约会有同感。所以，想他在这里看到的一定是年丰、民顺，一片歌舞升平，人性的层面，是断然看不见的。

　　正在沉想，有小贩过来叫卖菱角。说这是南湖独有之红菱，不同于普通菱角，外表泛红，头上无角，柔柔一如婴儿拳头。小贩递过一枚要我尝尝。果然，其味甘甜，很似北方之板栗。小贩进而说：当初，南湖之菱和别处一样生有双角。一次，乾隆皇帝品尝时，那菱角居然划破了“御嘴”。一怒之下，乾隆将菱角投入湖中，说：“无角该多好！”果然，从此，南湖红菱便“遵命”长成“无角之菱”。这荒唐故事无疑是杜撰的。物各有性，岂可慑于权势的威严而改性。这个故事不像是老百姓编的，倒很像是些谀臣挖空心思杜撰的。

　　嘉兴多有“有角之菱”。明末清初，反清义士，时时出没于这鸳鸯湖烟雨楼里，策划反清复明的斗争。那位让清廷心惊梦魇的吕留良，虽说尸骸早已成了白骨，雍正仍然不饶，挖墓剉尸，直至株连他的子侄亲属，杀戮流放，斩草除根，始得心安。

　　站在湖堤远望，导游小姐指着对岸郁郁葱葱的柳林，说，当初柳如是和钱谦益就是在那里相识相爱。这更是一段感人的情话了，益发显出鸳鸯湖之名不虚叫。

　　说起钱柳之缘，让我想起一位执拗的史学家陈寅恪来。只因了一粒红豆，他刻刻于心二十年，以衰残之躯，写下一部《柳如是别传》八十万字的皇皇巨著。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陈先生合家从北平避乱到了昆明。一日，在旧书摊上翻检时，书贩说有粒红豆，是他当年从常熟白茆港钱（谦益）氏旧园红豆树下捡得，愿意奉赠。陈寅恪却以重值买下这粒红豆，放在箱子。二十余年后，面对这一粒红豆，动心于钱牧斋的高文雅什，柳如是的清词丽句，先生决心为三百年前这一对女侠名姝文宗国士，著书立传。

　　钱谦益说：“人生斯世，情之一字，熏神染骨，不唯自累，又足以累人乃尔。”细读此语，似说给三百年后之人。一粒红豆，本是一点情种；陈寅恪先生挚念于情物，甘于为情所累，真是一位奇人。

　　钱谦益并非嘉兴人。柳如是却是嘉兴人。据说，不知何故，嘉兴人不愿多提柳氏，怕是以为这风尘女子，说来不很荣耀。另有一个倒是乾隆时期人，名沈德潜。他选编的《国朝诗别裁集》极为推崇钱谦益，把他作为大清朝头牌诗人！集中大量选了他的诗作；可是，在女诗人一编中，却不选柳如是。这倒怪了。柳如是与钱谦益多有唱和之作，许多佳辞妙句，才情并不在钱氏之下。这沈德潜编得也太不公平了。

　　即便如此，这本诗选，还是触怒了乾隆皇帝。说那钱谦益“身事两朝，有才无行”，书中有“诋谤本朝”的话。这于钱氏已是死后百年之外的事了，仍被乾隆视为“有角之菱”，禁书毁版，销书灭迹。那沈德潜也多亏当年就以97岁高龄去世。乾隆先予谥号，随后又夺谥，用以惩处，一点都不姑息。

　　明末清初，改朝换代之季，最难将息。一边是保明奋战的英雄，殉明至死的遗老；一边是降清归顺的“叛逆”，全身保命的“贰臣”。柳如是，曾力劝钱谦益死节，钱谦益却选择了投降。结果，两朝都不落好，在明不得为相，在清难成阁老，又被划入“贰臣”。钱谦益自嘲说自己衣领学明朝，取其宽；衣袖学清朝，取其便，被称为“两朝领袖”。可悲也夫！

　　嘉兴人自应以柳如是为骄傲。这位多才多情又多病的刚烈女子，力劝钱谦益死节，不果，则殉情。钱氏死后一个月，遂自颈而死，结束了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这不免让人想起鸳鸯鸟，比翼而飞，交颈而眠，一只死去，另一只则啼血而亡。

　　这等人间至情至爱，情真趣雅，岂是乾隆在风雨楼头可以看见的，也岂是他在深宫大院里所能体味到的！

　　在去盐官的路上，能看到写着“乾隆故里”的标语，招展在风雨里。说乾隆是当年演了“调包计”的陈阁老的儿子，听来十分新鲜有趣。这一段谜，尚未探清谜底，该是历史的又一幕烟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