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新闻学院辩护

　　上周一，我的一位身为跨国传媒集团负责人的朋友打来电话，希望到办公室与我见面。他的语气听起来有些严肃。他想教课吗？还是在眼下这个经济不景气时期被解雇了,想来谋求一个职位？我心里琢磨着。

　　5年前，我结束了在美国长达23年的新闻职业生涯，回到了母校——香港大学，着手创建港大第一个新闻专业。这也是香港第一个、唯一的一个百分之百用英文授课的新闻教育项

　　我的朋友带给我的，却是意外的惊喜。他说，“我赞助你的新闻教育项目一百万港币”。这份厚礼出自他的个人资金，而且他希望以匿名的方式捐助。

　　通过多次电子邮件交流，我们商定用这笔钱设立奖学金，津贴学生从事没有报酬的专业实习；并资助年轻记者重返校园，攻读港大的新闻学硕士课程。

　　我们为什么要开设新闻学课程和新闻学院呢？最近《纽约时报》的杰森˙布莱尔丑闻已经激起了新闻学教育者的另一轮反思。

　　27岁的布莱尔被发现在其大量的新闻报道中捏造信息来源及日期后，引咎辞职。这起丑闻撼动了整个新闻界，《纽约时报》的两位高层编辑相继辞职，并承认自己在对这份全球最有影响力报纸的管理上失职。布莱尔曾在美国最好的新闻学院之一——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进修，但从未毕业。

　　任何新闻学教育——无论花费多长时间——也不能防止布莱尔事件的发生。 但是，新闻学教育还是可以改变无数青年男女的命远 。

　　许多杰出的记者编辑并没有、也无需新闻学的学位。为记者生涯所做的最好的准备是对人文科学的追求，特别是历史、政治和语言文学。但本科课程是连接新闻职业与可塑岁月中最有潜力的未来记者的桥梁。否则，他们就会被其它专业所吸引，比如法律、工程和医学。

　　优秀的新闻学本科课程从不教授过多的新闻学科目，也不应该教授。在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认证委员会规定，新闻专业学生所学新闻学课程不得超过总课程的30%。专家通常还建议学生选修政治、经济或文学等作为第二专业。

　　研究生教育则是另一回事。约半数的港大新闻学硕士研究生已有多年新闻从业经验，其中有高达18年经验的；另一半则是其它领域的专业人士，包括儿科医生、环境工程师和投资银行家，他们希望认识传媒，甚至改行。

　　这些从业多年的记者、编辑们是想让自己有机会不断地充电。在毕业调查中，许多人表示他们最感到受益的，是课堂上与教授、同学们针对热点新闻学事件的激烈辩论，例如：匿名信源与揭露性报道的伦理道德规范等议题。辩论使课堂变成了新闻人反思的智能天堂，这与无休止截稿时间压力下、疯狂的报馆新闻间相比，是一种难得的精神享受。同学在彼此相互交流中学习到的，通常与从教授那里学到的一样多，甚至更多。

　　也有一些学生是为了获得研究生学位，以便拥有教学资格。

　　对经验尚浅的年轻记者来说，他们受益于新闻学院常规的教学与技能训练，包括采访与写作、新媒体、传媒法与新闻道德伦理等方面的教育。

　　新闻学研究生教育不能只有一种模式。了培养一流的记者编辑，教学计划必须在课程设置与时间进度方面拥有极大的弹性，因材施教。优秀的新闻学院还致力于捍卫新闻自由，提升新闻业界的专业水准。新闻学院不用考虑商业因素，并可担当日益为商业压力所迫的媒体的监察人。

　　新闻界最高奖“普利策奖”创办人约瑟夫˙普里策，在1904年的一篇名为《新闻学院》的文章中曾大力提倡新闻学教育。

　　“我们的国家和它的新闻事业（报纸）共兴衰！”普里策写道，“一家有能力的、无私的、为公共福祉而不懈奋斗的报纸，与训练有素、了解并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共同努力，可以脱离虚伪可笑的政府而独立保护公共美德。一家愤世嫉俗、唯利是图、蛊惑人心的报纸也会适时地造就以它为基准的民族。铸就未来共和国的力量就掌握在未来一代的记者手中。”

　　我们的新闻学院也与社会和公众的福祉共兴衰。

　　作者：陈婉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