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精英“大营救”——抗战亲历者的叙述

　　新华网香港7月20日电 记者　向剑帼

　　64年前，香港陷入日寇之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抗日游击队，在港九地区进行了轰动中外的秘密大营救，将数百名滞留香港的抗日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从面临日寇搜捕的危险境地营救出来，安全送往内地。这一“胜利大营救”被认为是中国抗战史上的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经历。

　　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记者聆听了一批当年亲历此事的人讲述这一难忘的故事。他们中包括：当年东江纵队机关报《前进报》社长杨奇先生，他在营救文化名人中接待过邹韬奋、茅盾等，并在20世纪50年代末专访过组织营救工作的东纵领导；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游击战士曾发，他曾担任沙头角交通员、交通站长；东江纵队大队政委李覃桂，以及其他一些原东纵队员和港九独立大队游击战士李东明、黄秉等。他们的真切叙述可以使今天的人们更多的了解抗战期间，香港同胞对敌人斗争的一个个生动侧面和那段难忘的历史：

　　1941年12月25日，日军一占领香港，便马上封锁香港至九龙的交通，实行宵禁，并开始大肆搜捕爱国人士和抗日志士。同时，他们还贴出布告，限令在港的知名文化人到“大日本军报道部”报到，否则“格杀勿论”。

　　当时，有大批在香港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内地文化人士和知名民主人士，由于来不及撤退而滞留香港，他们早被此前潜伏的日本特务盯住，处境十分危险。这些人士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

　　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对滞留香港的这批文化精英和爱国人士的处境极为关心。周恩来在香港沦陷前就多次致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指示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营救被困的文化人士、知名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并将他们安全转移到大后方安全地区。

　　受命担此大任的是在香港的东江抗日游击队，包括1942年2月成立、由香港子弟组成的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

　　杨奇说，要把几百文化精英从日寇的眼皮底下安全营救出去，比打一场战役困难得多。但是，为了保护国家英才，我们全力以赴。

　　此时，日军已开始实施分段搜捕，他们在电影院的幻灯字幕和报纸上刊登启示，点名要茅盾、邹韬奋、梅兰芳、蔡楚生等必须前去“会面”。这显示，日寇对这些人“志在必得”，把这些著名文化人营救出去更要争分夺秒。

　　据老战士回忆，在1942年1月初的短短数天，东纵游击队便完成秘密联络点建立、组建保护队伍，踩点开辟撤退线路的工作。同时，寻找散居在香港岛各处的文化名人的工作也紧急展开。

　　当月，茅盾、邹韬奋、戈宝权等装扮成难民，随难民潮撤离九龙，在东江游击队秘密护卫下，从九龙出发，行经元朗交通线，避开日军检查岗，穿过日军封锁线，翻山越谷，过落马洲、渡过深圳河，最终安全到达宝安阳台山抗日游击区。

　　自此，每天都有被营救人员从港岛先行潜往九龙，再经人员护送，通过不同线路离开香港。抗日游击队开辟了陆路和海陆两条通道：东线从九龙前往西贡然后乘船进入内地，转入惠阳抗日根据地；西线从九龙到荃湾，越过香港最高山大帽山到达元朗，然后渡过深圳河，进入宝安抗日根据地。游击队还开辟了一些新的线路，如夏衍、金仲华、范长江等，便是由地下交通员护送到长洲岛，再转乘船经澳门到达中山或台山。

　　此后的100余天，800多名滞港的抗日文化名人、爱国民主人士以及他们的家属在一批批抗日游击战士的护送下，沿着这些线路，神奇地从香港岛“消失”，他们中，没有一人被捕。

　　60多年的历史沉淀，筛去了许多当年营救过程中艰难和危险的细节。但是，叙述者仍然知道这样一些往事：由于日军谍报人员嗅到风声，港九游击队的一些交通站被破坏，掩护游击队的当地人遭到逮捕并被毒打；有人为游击队通风报信而惨遭杀害；也有组织营救者在旅途风餐露宿的恶劣环境中，自己的幼儿夭折……。

　　这场秘密大营救是史无前例的。一些文化名人在逃离香港之后，将自己经历的片段记录了下来。中国文学大师茅盾在《脱险杂记》中称之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著名作家夏衍曾感慨：“永远不忘这场惊心动魄的往事”。他表示：“共产党人和游击区军民在万分困难的环境中，舍生忘死地执行政策，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