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百名学者纪念杰出记者斯诺(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21日10:38 大洋网-广州日报

　　本报记者　刘彦广摄影/报道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7月19日，正值盛夏，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百木芳菲，绿影婆娑。这一天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国际友人爱德加·斯诺先生诞辰100周年，位于未名湖南岸的斯诺石墓前，摆放着人们敬献的鲜花和花篮。一队队前来北京大学观光的游人也都到这里驻足，听解说员讲解他与中国人民的友谊。而在不远处的北京大学百年讲堂里，“让世界了解中国———斯诺百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及“斯诺百年诞辰纪念大会”正在举行。10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专家聚集一堂，对斯诺先生进行了深切缅怀。

位于北大未名湖畔的斯诺石墓前，摆放着人们敬献的鲜花和花篮。

　　“像斯诺那样跨越国界”

　　作为斯诺研究的一名国际学者，来自美国美利坚大学的莫拉那（HamidMowlana）教授，对今天我们研究斯诺的国际意义进行了新的阐释。

　　他说：“斯诺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著名的人士，并不是仅仅因为他是一个记者，更重要的是他跨越国界来进行报道。我们在进行大众传媒工作的时候就要考虑这一点。”他认为，现代社会中，国际媒体间的相互报道中，我们并没有真正像斯诺先生那样跨越国界，站在另外一个国家来进行报道。

　　莫拉那认为：“埃德加·斯诺给我们作出的贡献就是他对时间和空间的认识。因为我们知道，信息传播速度越来越快，而且我们现在在全世界各地旅游的时间越来越短。我们看看大众传媒、看看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的发展，就可以看到不仅是各国的媒体都在世界各地作报道，而且可以看到很多的记者在某一个星期可能在这个城市里面报道，而下一个星期可能跑到另外一个城市报道。现在媒体的速度，是我们文化的一个特点，媒体的文化就是一种速度的文化。但是在速度越来越快的时候，埃德加·斯诺提醒我们怎么真正去了解文化的差异，怎么去了解不同国家文化方面的差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一次远行促他追寻中国未来

　　原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由于工作原因和斯诺接触较多。在斯诺百年纪念的日子，黄老深情缅怀起与这位老朋友一幕幕的往事。

　　“中国通”并非一开始就了解中国

　　在黄老的记忆中，斯诺先生是一个“中国通”。他对中国的情况，对中国的斗争、前进的预见和预言，证明他超过了所有所谓“中国通”们。但他却并不是一开始就对中国了解。

　　1929年，斯诺应当时的铁道部长孙思的要求，到铁路沿线一些地方进行写作，开拓旅游事业。但是，他到了包头以后坚持往西边去。他来到当时归绥更前面一点的镇子里面去。在这个地方，他看到大量因饥饿而骨瘦如柴的男女老少。他们坐在家门口，眼睛没有光彩，无望的眼神等待着死亡的到来。他还看到，一火车一火车的妇女和儿童被卖去做妓女和奴才……

　　看到这样的情况，斯诺才知道中国有这样严重的问题。因为当时的宣传说，中国已经实现和平统一。后来斯诺说，这是他一生的一个全新点。1936年，经过地下党的安排，斯诺到陕北宝安地区采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等人，采访中国的工农红军，去看一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政策，看看红军是什么样子的。这让他真正认识到了中国的希望所在。他预言中国将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农红军的战斗下，走出自己的路、求得结果。他写了大量的报道，大多数都是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有关。可以说，在陕北采访毛泽东等重要领导人，采访工农红军的领导人，采访许多在陕北的干部和群众，给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使他下定决心，全力以赴为中国人民的发展而作出自己的努力。

　　1935年，黄华就和斯诺认识了，他们经常在斯诺家里讨论中国。黄老回忆说：1936年斯诺到陕北采访，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我告诉他没有问题，完全可以帮他到陕北采访。于是，我们先后在西安回合，然后分两批进入苏区。到了宝安之后，他不只看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还看到了一些红军的干部。毛泽东跟他谈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以后他还到前线采访了彭德怀，彭德怀向他阐述了长征、红军的历史。

　　“陕北的战友，我们又在一起了”

　　黄老回忆说：斯诺以前常常想为什么人们不起来造反，后来他在上海接触到鲁迅先生和一些进步文化记者，思想上有了一些认识。到陕北苏区采访后，更使他看到决定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他下定决心，他的后半生将为此作出自己的一番努力。

　　1972年，他因患胰腺癌而在瑞德堡治疗。那时候，我正在瑞德堡开会，就去看望了他，那个时候他已经处于昏迷状态。后来他苏醒过来，一见到我立刻清醒了。他拉着我的手说：“陕北的战友，我们又在一起了。”在那样一个情况下，这表现出他是一个多么幽默的人。

　　影响一个时代的新闻记者

　　作为斯诺先生生平的一个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方汉奇认为：“斯诺先生是和中国人民有过患难之交的美国朋友。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他首先是一个杰出的新闻记者。”

　　方汉奇介绍说，从23岁起，斯诺就在中国从事新闻工作。从南京、北京到哈尔滨，从呼和浩特到台湾、福建，从广州到云南，到处都留下了他采访的足迹。后来他又进入陕北苏区，行程3000里路，采访了党和红军众多领导人，完成了影响整整一个时代的信息。另外，他也是一位十分敬业、十分出色的新闻教育工作者。他从1934年1月起，就兼任了燕京大学的新闻系的讲师，参加了将近3年的新闻教学工作，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他是中国新闻史上利用现代化手段进行课堂教学的第一人。无论是当记者，还是当新闻系的教师，他都十分强调新闻的真实性。他在《西行漫记》当中，展示给读者的就是他在采访第一线所亲见、亲闻的第一手材料，使中国人看到前进的方向。斯诺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曾经说过：“中国是世界上充满了新事物的地方。”

　　他认识大概1500个汉字。从1894年第一个美国记者到中国采访到现在，来中国采访过的美国记者已经数以千、万计，斯诺是他们当中最杰出几个人当中的代表。我们感谢斯诺，感谢他为上个世纪的中国所做的求真的报道。同时，也呼唤能够有更多的“斯诺式”的记者诞生。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邵华泽介绍说，1936年10月份，他从陕北回到北京以后，热情地向北大、清华、燕大学生介绍陕北情况。解放后，他又担任北大教授。按照他的遗嘱，他的骨灰一半安置在他的故乡美国密苏里州，另一半安放在北大未名湖畔。（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