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赋渔特稿：来自中国的天使

　　【南京日报报道】　利比里亚，西非距离赤道只有200公里的热带小国。也许这块土地上，也曾有过值得记载的人类文明，然而，直到1824年，美国在蒙罗维亚设立美国黑人移民区，这里的历史才不再昏昧不明。1847年，利比里亚宣告独立，然而，这个以“自由”为名的国家，在它远远早于很多殖民国家获得自由后，却并没有走上发展之路。自1980年以来，这个人口不到300万，面积相当于江苏省的小国竟然发生了四次政变，在战争中，国家的四分之一人口逃难他国，而死亡、疾病和饥饿则在威胁留下来的人。2003．9．19，联合国安理会

　　来到了绥德鲁

　　经过20多个小时的辗转飞行，飞机在利比里亚的蒙罗维亚缓缓降落。戴着蓝盔的联合国警卫人员端着冲锋枪站在飞机的周围，热浪扑面而来。不远处停着几架有着联合国醒目标志“UN”的白色直升机。队员们背着沉重的军用背囊，汗流浃背地在破小的机场等待着。一个多小时后，联合国的军用直升机将他们带到绥德鲁。这是她们将在这里工作7个月的地方。在利比里亚，这里被称作第四战区。白天气温高达40多摄氏度的利比里亚已经一个多月没下雨了。利比里亚不产水泥，整个国家没有一条水泥公路。每当车子走过，便要刮起一阵漫天的沙尘暴。“我们每次洗脸的时候，鼻子眼睛里洗出来的都是黄色的土。”周芸笑着说，“不过雨季以后，就好多了。但是水还是缺得厉害。”队员们的生活用水都要从几公里之外拉过来，然而拉水是件很困难的事。于是常常就出现断水的情况。“有时候，正在洗澡，打上肥皂正准备冲洗的时候，水没了。有时候，满嘴牙膏，水停了。大家相视一笑，用手擦擦嘴角，找一块口香糖，放在嘴里慢慢地咀嚼。”王朝霞说。有一段时间，海上运来的物品遥遥无期，队员们随身带的生活用品如牙膏、肥皂、洗衣粉、垃圾袋等都将用完。走廊上经常看见队员把肥皂粉小心翼翼地往小药瓶倒着，支援其他队员渡过难关。这一段时间，他们只能两天洗一次澡，两天洗一次衣服。在这里，早上穿上的衣服，到了吃晚饭时就会有盐霜了，一天中，衣服要湿好几次。

　　一级战备之夜

　　医疗队的营区是个700平方米的小院，女队员5人一间，一个人平均不到2平方米。所有住房全部是用压缩板搭建的简易住房，高度只有2．5米，房与房之间隔着一层薄薄的铁皮，隔壁的说话声能听得一清二楚。睡觉时，她们把防弹背心竖放在枕头后面遮挡着头部。以防万一。与宿舍一墙之隔的就是马路，马路后面就是村庄。什么意外都可能随时发生。所以对外的窗户永远不能打开，不能让外面看到里面任何的活动。为了安全，队员们不得私自走出小院。7个月，除了少数几次集体活动，他们就一直在营区、医院，医院、营区，来来回回地转着圈子。“黑人的歌舞、酋长的村落、浩瀚的森林、美丽的海岸，只能在心里想着，可是维和任务第一，安全第一，部队有着铁的纪律。”马爱华说。形势突然发生变化。距驻地不到40公里的科特迪瓦政府与反政府武装人员发生冲突，部分反政府武装人员已进入绥德鲁境内，绥德鲁群众游行不断，群情激愤，已发生多起暴力事件。距驻地90公里的塔贝塔还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吃人事件。塔贝塔出现了很多针对维和部队的威胁性传单和大幅广告，上面画了一个大骷颅头，一个大×。那天晚上十点多钟，营区忽然响起一阵紧急的集合哨。蒙罗维亚急电：联合国人员可能会遭到袭击。一级战备。战士冒着倾盆大雨将一辆大卡车和一辆依维柯车开进营区，准备随时撤离。营房内，队员们无声而紧张地做着战前准备，窗外大雨如注。女队员们异乎寻常的冷静。棉袜、汗衫、雨衣、军用胶鞋、手电、防蚊油、打火机、瑞士军刀，队员们有条不紊、默默地准备着。紧急状态一直没有解除。晚上睡觉只能和衣躺下。钢盔放在床边桌上，防弹背心挡在头顶。鞋子必须摆放在最适当的位置，一旦有事，保证一步到位。袜子放在口袋，在安全以后再穿。紧急行动时，也许因为一个人的耽搁，就会断送全体队员的生命。一段时间过去，所幸灾难没有发生。然而，在这里，没有一刻神经可以松弛。“那天晚上我没有流泪，只是想，如果我能够平安回去，我一定在我的后半生，好好地待我的他，好好地陪我的他。”已经平安回来的胡容，眼里闪出泪花。

　　来自中国的天使

　　利比里亚的战争已经进行了十六个年头。医疗队入驻的大吉省省会绥德鲁市只有一条街道，没有电，没有饮用水。维和士兵们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住的是野营帐篷，饮食简单，饮水困难。恶性疟疾、艾滋病、肺结核、登革热、黄热病、霍乱、肝炎、盘尾丝虫病、拉沙热、伤寒、肺吸虫病、脑膜炎、非洲昏睡病、麻风病、狂犬病等在这里都是高发病。中国医疗队的任务沉重而艰巨。在第二批维和医疗队收治的住院病人中，有三分之一都是艾滋病人。有时门诊一天能接诊到三个艾滋病人，病房里同时住着两名艾滋病人已不足为奇。医务官善意地提醒我们，曾经发生有绝望的艾滋病人拔出手背上的针头刺向护士。所以在这里，胡容定一条规定：护士给病人进行静脉穿刺等侵入性操作时，必须有一名男医生陪同。护士陶涛在上班的第一天，就碰上了艾滋病人。“门诊护士领着一名瘦骨嶙峋，虚弱无力，双眼凹陷，神情忧郁的病人进入病房，告诉我，这是一名HIV阳性病人。我心里一拎，是艾滋病人。我微笑着用英语向他问好，安排他在隔离病房躺下。医嘱要求静脉输液。扎紧止血带，病人很消瘦，血管倒是很明显。然后消毒皮肤，居然拿棉签的右手还是因为紧张而有点颤抖。消完毒，我深深吸口气，进行静脉穿刺，一针见血。给病人把液体输上后，我的额头已满是汗水。不过，从那之后，我就从容面对了。”所有护士，白天黑夜，从艾滋病患者的一日三餐到每一项医嘱都尽心尽职。她们为病人酒精擦浴、喂水喂饭，调剂饮食，心理护理，想方设法逗他们开心。她们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面对这样病人的危险，但责任让她们无所畏惧。肌肉注射、静脉输液、抽血化验，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有些病人不懂英语，我们只能打手势。我们对他们始终保持着微笑。也许这微笑，能给他们带来片刻的安慰。”护士王泓说。除了艾滋病，医护人员还要面对许多高危传染病人。“我们曾经收治了一名疟疾病人，持续41度高热。在静脉给药的同时，我们护士一遍又一遍地耐心给病人进行酒精擦浴，汗水湿透了工作服。同病房的病人都深深感动，说，就是在他们自己国家的医院，也不会这样的尽心尽力。”陈声容说：“甚至有许多病人，坚持要在我们中国医院治疗，而不肯转到硬件条件更好的三级医院。”“那天中午11点半左右，接诊室匆匆拥进几名埃塞俄比亚维和士兵。”周芸说，“那个痛苦呻吟的士兵双脚肿得像馒头一样。当班医生诊断是急性肾衰。在国内，必须进行血透。可是整个利比里亚也没有一台血透机。他们围着我，围着医生，在我们的身上，寄托着埃塞部队甚至整个战区对我们的信任和期望。我们很快制定出详细的护理计划。经过24小时精心治疗和护理，病人病情终于稳定，并能转往首都了。离别的时刻，病人含着泪和每个护士握手，问着每个人的名字，在嘴里重复着。被感动的战区医务官连声说：‘你们是来自中国的天使。’”

　　利比里亚的虫与阳光

　　爱美，是女孩子的天性。所以来利比里亚的时候，女队员们几乎每个人都花了上千元买了许多的护肤品。然而利比里亚的阳光不可阻挡。才七八天，女孩子们已经悲观失望，不再使用名贵的化妆品了。“不管有用没用，我们一定要坚持美丽着，这也是一种意志和信念。”胡容给女队员们打气。然而片片的色斑还是很快爬上了她们年轻漂亮的脸庞。国内听到传言却是，她们比在国内还要白。这是善意的谎言，怕家里人心痛。攻击女队员们的不只是强烈的紫外线，还有可怕的虫子和小动物。草丛中有着怪模怪样，一辈子也没见过的虫子。空中也有，满天飞。胡容说：“在简陋棚屋装饰成的网吧里给家里发信，为了对付飞虫的围攻，我们把两台电风扇对着自己吹，然后用餐巾纸把吹倒在桌子上的飞虫满把抓起来。在洗澡间，我们也会披头散发举着脸盆对着横冲直撞的特大飞虫疯狂追赶。我们已经习惯跟虫子们打交道了。”发生在胡容身上的还有一件事。“起床刷牙，天还没完全亮，拿着杯子接水荡了一下，再接了水准备漱口，快到嘴边时感觉有一个东西趴在杯沿上，来不及尖叫，立即摔了杯子。缓过神来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当地人称为‘壁蛙’的小动物。这之后，我再也不敢睡意朦胧地刷牙了。”胡容笑起来。至于爱做俯卧撑的蜥蜴、大大小小的老鼠就更是平常了。宿舍门前的草丛中还打到过70厘米长的毒蛇。不过，她们最要当心的，还是蚊子。在利比里亚，蚊子带虫率高达95—99％，它们四处传播着恶性传染病，其中最易感染的是疟疾。队员们在利比里亚的时间里，要不断地吃抗疟药。连服一周，然后停服一周，再连服一周。如此循环，直至回国。服药的副作用有多大不是很清楚，但队员们在服药期间，都出现了胃痛、腹泻、头昏、食欲不振等不良反应。但是，如此的付出，终于保证了维和任务的顺利完成。吃的问题，在利比里亚是个极大的困难。他们的食品是由联合国提供的，可是由于路途遥远，蔬菜很难保鲜，就从来不给绿叶的蔬菜。由于运输不便，吃霉变的食品，对于队员们来说是常有的事情。霉变的大米，霉变的木耳，洗十几遍仍是有霉味，可是不得不吃。“我们最想的就是国内的蔬菜了。在这里，我们许多人嘴里都生了溃疡。没办法，自己开荒种菜。可这里土地贫瘠得让人吃惊。我们付出那么多那么长时间的心血，种出来的青菜瘦瘦小小，稀稀拉拉，而且长到小指头那么高，就再也不长了。只好拔出来，我们43个人，只有这么一小把菜，只好烧一锅汤。就算养养眼吧。”李莉兰咂咂嘴，笑起来。胡容说：“我们就每天吃维生素类的药片。”

　　思念，思念

　　胡容每次面对陈声容，心里总是一阵心痛和不安。陈声容的妈妈住进了医院，是癌症。所有的人都瞒着她。胡容更加细心地照顾着陈声容，察看着她哪怕细微的表情，怕她知道这消息，怕她受不了这打击。陈声容离开妈妈来利比里亚的时候，妈妈检查身体的结果还没有完全出来。到绥德鲁一个月，妈妈就住院手术了。“从利比里亚回来，我要去看妈妈。妈妈交待家里人，说我飞了几十个小时刚到，太累，让我先休息。我睡了，睡得好香。第二天到医院前，丈夫才告诉我真相。”陈声容极力忍着眼泪。“队里只有唯一的一台电视机，电视只收到中央四套一个台的节目。过年的时候看电视，不能看到祖国、亲人这样的字眼，一看到就流泪，一想流泪就赶快转移注意力。有时候想收也收不住，无声地，眼泪就不停地往下滚。”胡容说。“利比里亚没有通讯设施。大年三十，大家排着队第一次跟家里人通海视电话，每个人只有五分钟时间。可是大家说得最多的竟是这一句‘我一切都好，没什么事吧？把时间留给有孩子的人说吧。’”余红梅说，“我们医疗队43个人，是个大家庭。”2005年5月5日上午10时，利比里亚的首都蒙罗维亚。联合国官员将“和平荣誉勋章”挂在了中国维和部队官兵胸前。医疗队的女队员们站在位于主席台中央的队伍的最前面，英姿飒爽，格外引人注目。当时烈日当空，明晃晃，让人睁不开眼睛，气温高达40摄氏度。3个小时，她们笔直地站立着，皮肤晒伤了，汗水打湿了衣服。然而她们的内心充满甜蜜——联合国秘书长利比里亚事务代理、特别代表穆萨说：“中国维和部队为任务区各国维和部队树立了典范。”7月11日，经过几十个小时的飞行，机长在喇叭中说：“亲爱的维和官兵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飞机现在已进入中国领空。”所有的人都欢呼起来。回家了。第二批英勇的维和战士归来了，第三批战士又踏上征程。对于千百万饱受冲突、战争之苦的人民而言，维和战士们的“蓝盔”是和平的象征。如今，中国有上千名维和人员在10多个任务区执行任务，他们杰出的表现，受到了全世界的赞叹。一名不属于中国任务区的士兵在自己胸牌的背后写着这样一句话：“如果我负伤，请把我送到中国医院。”这样的信任，在我们来自南京军区的维和队员们工作的绥德鲁医院，比比皆是。他们，带着使命而来，他们在困苦的环境中，在危险的战地，用全部的生命来奉献。因为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地球上的每个人都与我们息息相关，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享受到没有硝烟的宁静。2004年5月，26岁的维和士兵付清礼在刚果（金）执行任务时不幸牺牲。生前，他这样说道：“我们是为和平而来。”是的，我们为和平而来，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编辑　丹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