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警方要用“织网防控”模式取代“严打”模式

　　北京警方要用“织网防控”模式取代“严打”模式告别“严打”年代？核心提示

　　2005年6月，北京警方声称要进行警务改革，要用“织网防控”模式取代“严打”模式。

　　“严打”之所以给人以治标不治本、除草不除根的印象，根本症结在于“重惩罚，轻

　　北京市率先告别“严打”，是否预示着这个在中国曾经家喻户晓的词汇将要淡出舞台？

　　北京市对“严打”态度的这种转变意义深远。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曾说：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在他看来，减少犯罪，应当采取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来加以预防。

　　尽量铲除罪恶存在的土壤，才是减少犯罪的正途。这种“预防”的思路，意味着不再将“打击”看作应对犯罪的唯一、最高手段，并且随着预防功效的逐步显现，人们将从心底摒弃以“严打”换取社会安宁的想法。

　　可见，要让“严打”真的远去并非指日可待，它所需要的是整体制度的改革。 刑事发案率下降

　　以现代法治精神衡量，“严打”与之相悖。但是，我们不得不从一种特定时空的角度出发来审视“严打”现象。

　　回顾历史，从1983年至今，中国共进行过三次全国性“严打”，而各地区域性“严打”则数百次之多。

　　然而，“严打”的效果和它的“声望”似乎不成正比。权威资料披露，1983年中国首次“严打”后，刑事发案下降的局面只维持了两年，1986年就开始回升，一直持续上升到1996年，不得不再次进行全国性的集中“严打”；1996年第二次“严打”后，1997年刑事案件下降，但1998年以后又大幅度回升，直到2000年年底又开展第三次“严打”。

　　从一个国家总体的社会治安角度看，应该说三次“严打”确实暂时性地给社会重新带来稳定，“严打”使一大批久拖未决的大案要案得以解决（至少现象上如此），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严打”的制度原因

　　我们不妨从“严打”与现行警察权制度之间的关系来寻找“严打”制度的答案。

　　这个如果简而言之，就是警察权配置的制度问题。按照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刑事警察的权力相当大，他们不存在像成熟的法治国家那样处处受法官和律师掣肘的问题，例如警察询问当事人的时候，当事人可以没有律师，在刑事侦查阶段，律师也是处处受警察的制约，并没有明确的制度保障律师在场才可以进行询问，或者当事人提出要求律师在场就必须满足的规定，律师无权与警察一同介入侦查活动。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警察权配置之下，警察的工作依然有诸多障碍，这种障碍主要来自以下两方面的因素。

　　一是无人监督警察办案，需要“严打”来强行推行办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公共监督不力。

　　二是治安财政严重不足，这就导致了各种各样问题的滋生，例如懒得办案、刑讯逼供等。容易产生冤案

　　“严打”于社会有功，同时也带来许多负面后果。

　　“严打”与冤案“严打”一般发生在社会治安形势比较严峻的时候，但是因为制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无法正常办案，只好求其次而集中打击，容易产生冤案。

　　“严打”虽然也取得一定成果，但无法与冤案相互抵消，冤案必然侵害人权。于社会而言，少数的冤案可能不可避免，但对当事人而言这就是百分之百的灾难，而且可能是一生的灾难，尤其是“严打”期间被冤杀的人，他们所失去的不仅仅是肉体，还失去了名誉，甚至是整个家族的名誉！

　　“严打”与死刑从某种意义上讲，原本许多不该判处死罪的被告，也因这种特殊时期被判处了死刑，《刑法》在一定意义上被悬置了。

　　有个案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两位中年男女，女方寡居，男方单身，两人虽未成婚，但感情甚笃，一次两人有了一点小小的争执，并且发生了肢体上的拉扯，女方挣脱时用力过猛，摔倒在石门槛上，太阳穴触及硬器而死，男方因此而被判处死刑。

　　其次，“严打”还有违刑事司法的程序正义原则，它常常伴随着刑讯逼供，伴随着公检法取消分工。

　　在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严打幸存者左长钟》里，采访人老威说：“所谓‘严打’就是从重从快，公、检、法三家坐在一间屋，甚至一条板凳上审案，如果你要抵赖，不按承办机关的要求‘供认不讳’，就吊就捆，打断肋骨算便宜了。”这一叙述未必完全符合所有的“严打”司法程序，但无疑具有典型性，尤其是对第一次“严打”而言。著名诉讼法学家陈光中先生的《刑事诉讼中的效率价值》一文也批判了这种破坏《刑事诉讼法》之举，他说：“‘严打’……

　　不仅一度允许公安、检察、法院三家联合办案，实际上把侦查、起诉、审判三种程序合并进行。”另外，“严打”甚至还伴随着剥夺被告几乎所有的诉讼权利，这确实与当时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原则相悖，与现在的刑事司法原则更是背道而驰。

　　据《环球》杂志（来源：兰州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