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范学贵看“走出书斋”的知识分子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21日14:31 南方周末

　　毕舸

　　72岁的范学贵是研究金坛历史的文史爱好者。5月22日至23日，日本侵华老兵本多立太郎重返原驻地金坛谢罪期间，曾请他帮助指认当年旧址。本多离开后，范学贵决心将当年日军设在金坛的“慰安所”查个水落石出。历经半个多月实地调查，共查实侵华日军当年在金坛设立的5家“慰安所”。

以脚步丈量历史的轨迹，刻录时间的真实，我对于这样耄耋之年依旧执著于寻访那段血色记忆的民间志愿者，除了敬意，还是敬意。也许，相较于高屋建瓴、侃侃而谈的学者专们，范学贵老先生没有那么深厚的学养，但他做到了学者

专家们很少做到的一点：走进最真实的民间乡土，在寻寻觅觅中淘沙取金，最终获得鲜活的一手资料。

不过，我又稍微有些遗憾。其实这些工作，本该由以研究抗日历史为己任的学者和专家来完成。和许许多多名重一时的正史、文献有所不同，这些大多出自个人的、民间的文字记忆、残垣破壁，其实也蕴涵着丰富的学术与历史价值，若不加收集、整理，很容易在茫茫时空中消失得无踪无影。把它们从久远的尘封中揭开并归原到历史的大百科全书中，应当是全中国的一件大事，应有组织地、有条理性地进行整理。

我不能说这样的学者没有，他们也许正在默默地奔走着，做着与范学贵同样的工作。但我在书店翻阅着汗牛充栋的抗日史料书籍、学术研究书籍，好像总是引用前人的居多、在已有数据上再研究发展的居多、以理论阐述历史的居多，而少见出书者自己的一手资料，扑腾着从外面风尘仆仆带回的热气，献给广大的读者，让人们在读后感叹：从此，我们又掌握了以前不曾知道的一段故事、一个人物。

知识分子“走出书斋”，是一个古老得不能再老的命题。从“五四”就这样号召着，也有很多学术界的前辈身体力行。可到了今天，这种作为反而渐渐地少了。钟敬文先生在为《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作序时就曾不无忧虑地说：回首百年，中国民俗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也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田野作业方面的欠缺。田野作业常被视为民俗学者的看家本领，这也是民俗学常被视为“现代学”的原因之一。但中国民俗学的田野作业明显偏少。由于田野作业力度不够，人们只能从事文本方面的研究，自然直接影响到研究范围的拓展和人们对民俗事项的整体把握。

其实，何止是民俗学，无论是以寂寞为荣的历史研究、社会学分析，还是当下火热的“显学”经济学，有多少学者摆脱了坐而论道、一味清谈形而上，而是将“实践与理论相结合”这朴素真理落实到底？比如，当下炒得火热的房价问题、教育问题、医疗改革问题乃至国企改革问题，有多少学者肯花“宝贵时间”走出书斋，走进第一现场，捕捉最有效的现实问题？所以，在许多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现象争论中，我们总看到一些“理论对理论”的空中理论飞弹，大家都在引经据典，谁都无法说服对方，原因很简单，他们都是二手理论掌握者。

知识分子的思想与价值取向，总是要受到现实的干预，同时他们要干预现实，也必得走出书斋寻觅他们的足迹。经济学有一个经典理论叫“证伪”理论，科学的本质特征是可以而且应该被怀疑的，是可以证伪的。科学就是一个接力过程，任何创新都不是从天而降的，都必须在继承前人的科学成果，加上自己大量的“实验室研究”和“现场研究”，从证伪的反向摸索中得出自己的研究成果，让它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站得住脚的基础，这就是科学。而只有“实验室研究”一条腿走路的模式，产生的肯定是科学的瘸子。

也许有专家会说：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他们无法做到大规模的实地调查，但是，抽样调查总可以吧，像范学贵那样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检索历史的点滴，从而整理归纳也是可以的。走出书斋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我们才不会总陷入理论迷宫的纠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