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罗马文学奖”首位华人获奖作家——虹影

　　7月初，意大利罗马奖颁奖，该奖有“意大利的文化奥斯卡奖”之称，以六年为期，涉及领域包括文化、政治、文学、历史、医学等，影响力覆盖全欧洲。本界获奖名单上，除了意大利本国卓有建树的文化人士，只有两个外国人的名字。其一是今年四月刚刚谢世、但获得终身成就奖的教皇保罗二世，其二，是一位华人作家，她的名字叫虹影。

　　这也是该奖首次授予一位华人作家。

　　虹影，1962年生于重庆。现居伦敦。代表作有长篇《饥饿的女儿》《K——英国情人》《孔雀的叫喊》等、其长篇被译成21种文字在欧美、以色列、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出版。

　　《饥饿的女儿》展示了一个贫困家庭私生女的成长史，《K——英国情人》则因为其中的性爱描写遭到非议。虹影每次写完一部小说，就给自己买束花，每次书里死了多少人，就买多少朵，以作“纪念”。

　　7月17日、18日两天，通过电子邮件，远在伦敦的虹影接受了《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专访。就罗马文学奖、其作品的女性形象、以及中国文学融入世界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到处到是成功者，很可怕

　　《国际先驱导报》问：颁奖过程中有哪些细节让你印象深刻？

　　虹影答：典礼从晚上9点半开始，到11点半结束。典礼后期我和我的意大利出版家都饿了，但他一直很绅士，小心翼翼地替我提着包装好的奖杯，一个1750年的花瓶，他比我还高兴。他两次重复对我强调：“虹影，你是和教皇保罗二世一起得奖的唯一的女性！”

　　问：这一奖项最看重您作品的什么东西？同时，从这点上能看出欧洲对于华人作品有怎样的关注角度？

　　答：在授奖词上，评委会认为“虹影作品撞击人心，具有不畏世俗的勇敢精神和高超的艺术手法”。领奖时主持人问我：“你对中西方的看法？你作品中的情爱描写，尤其是房中术的秘密是什么？”

　　我说，如果研究道家房中术，人们会发现，他们一直在谈论的“女性中心主义”爱情观在中国由来已久，不是西方的新近产物。

　　问：《饥饿的女儿》以及《K——英国情人》这样的作品，它所包涵的属于中国同时又能打动西方人的是什么？

　　答：那就是人性的残酷和多面性。在西方出版的中国作品大都缺乏自我忏悔精神。而在《饥饿的女儿》中，不仅我的家庭，连我自己也是有罪的。人生不如意常八九，失败是人生中应有之义，每个人应都学会做个失败者。这个世界如果充满成功者，街上人个个志得意满，脑满肠肥，我想太可怕。

　　问：对你来说最艰难的是什么时候？

　　答：我最艰难的时刻来自《饥饿的女儿》在国外的“成功”，天天有西方重要报刊发表书摘书评，常常有各种书市以及重要的文学节邀请我，并做电视报道。那时我就想：我就是这个身价：我应该坐头等舱，我应该住最好的旅馆，连换衣间也比别的作家的房间大，实际上别人也正是这样安排的，每每如此，我还觉得不安，担心自己以前太自卑了，没有看到自己的“身价”。

　　有一天我遇到一个荷兰大报的采访者，他也是个作家，他问我下一本书打算写什么？我说了一下。他直截了当地说：“这个世界是残酷的，我感觉你的下一本书没有这本好，如果那样，你的出版商就会像垃圾一样扔了你，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

　　那天夜里我真的睡不着了，想到他的话，我出了一身冷汗。

　　“我到山顶上了”

　　问：您觉得在现在大国际的背景下，女性的成长痕迹突出体现在什方面？

　　答：是她们的现代意识。我认为女性意识的自我觉醒，既是现代意识的表现，又是现代意识的象征。到了现代，才有把独立人格尊严放在第一的简·爱，才有敢于不守家法的包法利夫人，才有知道女性身体力量的娜娜，才有主动离婚的娜拉，才有敢于用自杀打破压力的安娜·卡列尼娜，才有敢爱敢恨的郝思嘉。

　　我很想写出中国女性自我意识中的现代性。上面这些人物有多少相同，我作品里的人物就会分享这些相同；上面这些人物有多少不同，我作品里的人物会有更多的不同。

　　问：也许有人又要以“女权”称之。

　　答：我在长江边的贫困家庭长大，我必须比男孩子更加坚强，我一生就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女人。我是说，女人应当有权享受软弱，享受手足无措，享受被人原谅“见识短”。我从来不期望这种奢侈。

　　如果你把我这种人生态度称作女权主义，那就糟了：因为没有多少女人有过我那样的成长经历，如果要那么说，那世界上女权战友就太少了。我可以说是一种预设的女权主义，还没有读有关理论，就已经心仪。

　　问：您把自己比做“带疤痕的向日葵”，并说这一向日葵总是转向自己的内心深处，那么您内心深处的永远的“阳光”又是什么？

　　答：我觉得自己曾经被毁灭过，但我确实在黑暗的世界里看到了光，这真是个奇迹。许多年以前，我内心确实充满了愤怒，充满了埋怨。但到了一九九六年，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好像我自己已爬到了山顶上，而那本《饥饿的女儿》就在“山顶”上写的。

　　说实话，欲望确实是我作品中的主题。但我所写的欲望是以女性为主体。我以为如果强烈的欲望最终不求解脱，一定会产生灾难。女人一旦为爱而受苦、而牺牲，内心的世界也就变得特别丰富。在小说里，我尽量把女性欲望写成抒情的、道家的，但其重点仍是如何从欲望解脱出来的问题。

　　问：您游走于中国与英国两地文学圈，在您看来，现在世界文学的主流与中国文学的主流是否存在错位？

　　答：通过与西方作家的交流，我知道自己的局限，有时感觉到自己加入了世界文学的狂欢节。我喜欢巴赫金的狂欢节理论，而且我有所推演：文学艺术只是人摆脱庸常的方式，是世界这个大工厂的安全出口。我们，全世界的作家，就是安全出口的看门人。我们经常做些招引人注意的动作。有人说是做秀，但是有多少人在工厂里埋头一辈子，就是不看我们的手势。总有一天，你会从工作台上抬起头来。摆脱庸常，是多么美好的事！

　　我想这就是中国作家与世界作家的不同：中国作家关心如何使中国人摆脱中国的庸常(这已经是功德无量)；世界作家要让各国人都能找到共同的出口。

　　问：您如何看待东方女性性意识以及内心成长的特点？

　　答：高罗佩与李约瑟等大师早就指出：中华民族是性艺术的大师，只是满清三百年的思想控制，把中华民族弄得穷酸没落又道学虚伪。我的口号是：让中华民族恢复16世纪前的身心健康！

　　我对东方女性的描写完全来自亲身体验。我从小就看到女人自杀，这一方面的事知道得多了，我发现连死亡的姿态也有性别的区分。一般说来，男人暴死时大多背朝天，女人则脸朝天。于是，我从小就有一种自定的结论就是，女人比较伟大，因为她敢面对上天。这或许只是我个人的偏见，但时间久了，它就成了内心信仰的一部分。(来源：国际先驱导报；作者：苏度)（来源：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