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1799年6月6日，一个男婴诞生在莫斯科一个贵族家里，他的名字叫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普希金，是俄国最伟大的诗人、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年幼时，他非常喜欢读书，经常通宵达旦地躲在父亲的书房里。8岁时，普希金就阅读了许多世界文学名著，并开始写诗。他的作品是俄国民族意识高涨以及贵族革命运动在文学上的反映。

　　在普希金丰富的藏书中，有很多法国、英国、德国等国的文字著述都对中国有很详细

　　不仅如此，普希金在皇村学校求学时，脑海中就已经铭刻下了中国的印记。受到皇村的园林、亭台、小桥等中国文化氛围的熏陶，普希金在他的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中描述了自己梦想中的中国式大花园:“在那迷人的田野里/五月的清风徐徐送爽/密树枝叶微微颤动/中国夜莺婉转歌唱”。

　　普希金后来深受其朋友汉学家比丘林的影响，对中国的理解日益加深，向往中国的热情日益升高。

　　1828年12月30日，普希金写了一首《致友人》，诗中流露出要来中国的心声：“出发吧，我已准备好。朋友们，不论你们想去哪里，我都将紧紧跟随，跟着你们……到遥远中国的长城脚下。”诗中的“朋友们”即指比丘林等即将参加于1830年3月组团前往中国考察的成员。

　　在写完这首诗的8天后，普希金正式向沙皇政府提出申请:“我现在还没有结婚，也没担任官职，我想到法国和意大利旅行，如若不能获准，我想申请允许我随同前往中国的使团访问中国。”

　　但是，沙皇政府向来限制普希金的活动，他想访问中国的愿望未能实现，但他关心中国的热情却仍然未减。使团出发三个月之后，他仍在借阅有关中国的书籍，并且在他所编辑的《文学报》上刊登了比丘林等人考察中国的情况报道，并摘登他们写回去的信札。

　　值得一提的是，普希金参与编辑的《文学报》在1830年元旦专刊上发表了一篇书评，介绍比丘林翻译的《三字经》俄文本(1829年在彼得堡出版)。长篇书评高度赞扬《三字经》是“三字圣书”，“简明儿童百科全书”，“语言简练但内容充实，用语朴素而含义深刻”，从而在俄国兴起“三字经热”。可以说，普希金对《三字经》在俄国的流传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遗憾的是，中国对于普希金而言一直都是一个未完成的梦。普希金的一生充满忧患。由于歌颂自由和解放，他一直受到沙皇政府的严格监控，并于1820年被沙皇流放到。

　　1824年，普希金再次被幽禁在他父母的领地。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普希金被沙皇“赦免”，并被召回莫斯科。获得自由的普希金仍旧谴责沙皇政府，热烈歌颂十二月党的革命精神。

　　1837年2月8日，普希金和流亡到俄国的法国保王党人丹特士决斗，结果被打成重伤；两天后去世，年仅38岁。这一切其实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诗人的惨死，使全体俄罗斯人都大为震惊和愤怒，他们纷纷向沙皇提出强烈抗议。

　　令人惋惜的是，群众的愤怒并没有改变这位伟大文学家的悲惨命运，而他对中国的不解之缘，也随他一起被埋在深深的泥土里。

　　《环球时报》 (2005年07月20日 第二十三版)

　　作者：史鸿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