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重来宁做普通少年 昔日“神童”今何在

　　据《南方周末》报道7月1日，中国科技大学1978级少年班成员在分别26年后在母校首次班级聚会。在合肥的烈日下，昔日“神童”们温和有礼，神态自信。他们中有一半以上是从国外回来。他们打算为自己的班级树一块价值10万元的纪念雕塑，雕塑将刻有每个成员的名字，包括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亚勤，也包括宁铂、谢彦波和干政这3位当年家喻户晓的“神童”。作为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亚勤的名字在陈列柜中非常醒目。与此不同的是，在几张有宁铂、谢彦波和干政出现的图片下面，仅仅被写上了“少年班同学”，发

　　神童的“时代”

　　1978年，整个中国的报纸、杂志、电视都在报道宁铂。据当时的报道，宁铂2岁半时已经能够背诵30多首毛泽东诗词，3岁时能数100个数，4岁学会400多个汉字，5岁上学，6岁开始学习《中医学概论》和使用中草药，8岁能下围棋并熟读《水浒传》。几乎一夜之间，这个戴眼镜的神奇少年变得家喻户晓，被称为“神童”。一切都源自一封信。1977年，宁铂父亲的好友倪霖老师，致信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举荐这位江西赣州八中高二年级的少年天才。当年11月3日，方毅副总理批示当时为中科院下属单位的中国科技大学：“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中国科技大学派人到赣州考察宁铂，准备进行“破格”的教育，接着又为此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大学少年班。1978年3月，宁铂来到了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同时，年仅11岁的谢彦波也被“选中”。很快，谢彦波天真的微笑、算术板书的背影，也出现在了媒体刊登的照片上。相比之下，干政当时受到的宣传并不多。多年以后，三名神童都曾表示，如果青春可以重来，他们宁可作个普通的少年。

　　青春期的苦恼

　　20多年中，宁铂不断想要离开，却始终没有成功。在宁铂看来，青春期是把双刃剑。宁铂11岁就进入了青春期，这使得他相对成熟，在学习时拥有比同龄人更强的自控能力。不过发育与年龄之间的落差，似乎又让他备尝苦闷的滋味。宁铂真正的苦恼大约出现在16岁左右。“当时明显地看得出来，他对女孩子感兴趣，”女同学张树新回忆说，“但是他就那样———我是宁铂啊———不说，绷着。”她对宁铂的印象是，极端自尊，又极端自卑。对于当时的少年班来说，大多数孩子是如此之小，以至班主任汪惠迪不得不在早上帮他们冲奶粉，为每人煮上一个鸡蛋。晚上她要去查房，替他们关灯。即便是在“神童云集”的少年班里，宁铂的聪明程度也让大家钦佩不已。不过，他在课业方面的表现并不出色，不及格的科目甚至多过了一般同学。宁铂、谢彦波和干政3人的专业都是理论物理。干政显然适合这一领域，考试的优秀成绩就是证明；谢彦波的天赋更为明显，被同学们称为“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相比之下，宁铂与物理学的结缘却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错误。在赣州八中时，宁铂的物理成绩就在各科目中较弱，更重要的是，他对它缺乏兴趣。

　　宁铂的“逃亡”

　　入学一年后，少年班学生开始选系。宁铂告诉汪惠迪老师，“科大的系没有我喜欢的，想调到南京大学去学天文。”这是他第一次试图离开科大，但科大不愿意放走这个“名人”。对天文学的爱好受阻之后，宁铂转向了对“星象学”的研究。离开少年班16年后，宁铂曾私下回忆说，自己当时的痛苦主要还是来自于舆论的过分渲染。“在很多场合，人们要求我七步成诗。”他说，“那时我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因此痛苦充溢着我的内心。那些年我就是在压抑自己的个性中度过的。‘神童’剥夺了我许多应该享有的生活和娱乐的权利。”本科毕业之后，宁铂留校任教，并在19岁成为全国最年轻的讲师。不过，这已经是他能创造的最后一个记录了。1982年他第一次报考研究生，但报名之后就放弃了考试。第二次，他前进了一步，完成了体检，然后放弃了。第3次，他又进一步，已经领取了准考证，但是在走进考场的前一刻又退缩了。宁铂一直想逃跑。他很少做物理学科的研究，却把大量时间用于围棋、哲学和宗教。1989年、1990年、1991年，他连考3次托福，均未过关。1988年结婚之后，他练习气功，吃素，与常见的生活习惯渐行渐远。1993年，因为与妻子的一次小口角，他跑出家门，四处游荡了半个多月。这之后两年间，他一度下海，最终却不得不回到科大。2002年，宁铂前往五台山出家，很快就被中科大校方找了回去。他又一次失败。再一年后，他如愿以偿地“脱离了俗世”。

　　终生的缺陷

　　入学时，谢彦波刚11岁，自理能力差，自视甚高，尤其不懂如何与人交往。第一个学年过去后，打牢了基础的谢彦波选择了物理系。从此，这个系着红领巾的大学生的潜在天资得到了充分表现，一路成绩骄人，直到毕业。不过，从入学时起，老师和同学们对谢彦波的担忧就从没消散过。“人际关系这一课，心理健康这一课，整个班级的孩子都落下了，他的问题就尤其严重。”汪惠迪老师说。与此对应的是，一些当年的少年班成员承认，他们至今仍缺少人际关系方面的能力。在朋友们面前，谢彦波健谈而放松，但他似乎不懂得如何与决定其命运的人相处。1982年，谢彦波提前一年大学毕业，15岁在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读硕士，18岁又跟随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院士读博士，被看好在20岁前获得博士学位。“他没能处理好和导师的关系，博士拿不下来，”汪惠迪说，“于是转而去美国读博士。”然而，骄傲的谢彦波在美国仍与导师关系处不好，不得不提前回国。同样铩羽而归的还有干政。他与谢彦波的轨迹惊人的相似：都是在普林斯顿，都是学理论物理，都是与导师关系紧张。回国后，物理系的一位主管老师找到了干政，表示他可以回科大读博士，但干政拒绝了。几年之后，在家赋闲已久的干政又表示想到科大工作。这一次科大没有同意，当时科大聘用教师已有新规定，博士文凭是必要条件。就在4年前，汪惠迪老师还劝干政再去读博士，干政表示不想读了，他不信再花一年时间还找不到一份工作。这一年的努力最后也化为了泡影。最终，干政被自己禁锢在了与母亲共同居住的房间里。相比之下，谢彦波的“运气”要好一些。他以硕士的身份接受了近代物理系教师的工作。很快他结了婚，没有什么积蓄，分到了一套楼下总是有人打牌的小房子。在持续不断的烦恼中，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才结束了往日的梦想。多年以后，每当谈及少年班，中科大校方必定提起张亚勤，以证明少年班教育的成功。然而少年班的同学彭兴认为，后者的成就恰恰得益于当年的默默无闻。